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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人，自恃清高者甚多，不愿谈论“阿堵物”。旧时文人习惯在墨水中讨生活，崇尚清谈，甘当清客幕僚，在子曰诗云、梅兰竹菊的艺术生涯中寻求乐趣，从不考虑是否该换一副商业头脑，在“钱途”上谋求发展。
       郑板桥性情狷介，与众不同，似是另类。他不羞言卖画的目的是为了养家糊口。一则“润格”公然告白：“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连价格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比起如今广告做得应天响，价格却藏着掖着的商家，胜过百倍。
       板桥生活的时代，距今将近三百年，市场经济尚在襁褓之中，与今日蓬勃向荣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板桥先生意识超前，具有敏锐的经商头脑，他经营的是高雅艺术品，既用于出售，广而告之就不可或缺。反正是劳动所得，凭本事吃饭，一不偷、二不抢，何必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大可堂而皇之搞等价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清代官员的年俸少得可怜，县太爷不过四十五两纹银，当然，按官场潜规则，他们还有灰色收入，否则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对照着看，郑板桥的书画价格不菲，一张“中幅”可抵七品官的月工资。
       郑先生反复强调，他做的是现金买卖，不准打白条，“礼物即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任你是谁，说好话、论交情全然白搭，“只当秋风过耳边”。
       那个时代，书画市场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火热，属买方市场吧，郑板桥标新立异，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是响当当的名牌商品。有本事打底，做买卖腰杆硬，不怕没人识货。事实果然如此，板桥自称：“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如果当年搞文人富豪榜的话，他极可能像余秋雨那样摘到“状元”桂冠。
       刘经纶摘自2007年1月8日《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