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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之死》
       正当梁启超找到了一条可以释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时，却不得不面临着人生的凋谢，梁启超死时只有57岁，正值壮年。
       导致梁启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于妻子癌病复发病逝，梁极为伤悼，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国医院检查。经名医克礼诊察后，发现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时的梁启超还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对病情还比较乐观。他在2月9日给长女令娴的信中说：“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殊无理会之必要。”
       由于始终无法找出病原所在，于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于3月8日住进了协和医院。此时他的心情还是很轻松的，而且对协和充满了信心。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协和真好，可惜在德国医院耽搁口子，不然只怕现在已经全好了……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协和医院的大夫检查了好几天，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于是在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协和医生只能做消极性防治，不能做积极治疗。
       7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颇有增剧之像，不得已拟试服中药矣”。为他开药的是著名的中医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吴佩孚幕中做过秘书处处长，此时归隐香港，此番听说梁启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并为治疗。
       9月初清华开学后，梁启超便搬入清华园住。自从服了唐天如开的中药后，病况很有进步，极为高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二叔叔天天将小便留下来看，他说颜色比他的还好，他的还像普洱茶，我的简直像明前龙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肾子一周年，梁再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是：肾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虽未殄灭，于身体完全无伤，不理它便是。他们说惟一的药，只有节劳。
       这一月，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忽然逝世，身后很是萧条，梁于是汇去几百元，才将之草草成殓。想起两人师生一场，并肩战斗，伤感异常。又念“全国一天一天趋到纷乱，举目无一可以戡定大乱之人”，因之“极感苦痛”。
       6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沉，清华学生来吊者皆痛哭失声，梁启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给令娴的信里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馀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静生因大便失血过多辞世。范静生是梁启超的爱徒，师徒这一年来在医院里常碰面，彼此都谆劝保养，但静生凡事看不开，加以体瘁事忙，没有养好，这使梁启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时。
       1928年一、二月间，梁启超再到协和检查身体，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医生治疗专注重补血。6月间，梁启超摆脱了清华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读书玩耍，不管外边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但是此间和此后，发生了两次比较严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约50余小时；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与林徽音新婚夫妇自海外归来时，悲喜交加，又堵塞了20多个小时。
       9月10日，梁启超开始撰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编至辛稼轩52岁，入夜痔疮复发，次日午后才起来，仍侧坐执笔。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但怕流血过多，不宜割治，于是每日服泻油。在医院的几天里，无意中搜得辛稼轩轶事二种，于是不等出院日期，于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归途得了感冒还不自知，仍继续写作，至12日终因无法起笔而辍写了，从此卧床不起。
       由于在协和足足灌了十天的泻油，食欲全无，回天津后想吃些异味，炒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至连日发烧。于是请来日本医生田川氏诊治，未见有效，发烧不退，体力也日渐衰弱。
       11月27日，梁启超自言想入协和医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协和。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发现胃部摄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无痨菌而“末乃厉”(monelli)菌极多。于是又从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相同，将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动物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是人体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杀此菌的药极简单，用碘质便可。但医生以体质过弱，不便用药为由，勉强试着用药。
       12月7日，梁启超小便忽又堵塞，约30小时。17日病势转热，寒热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动甚剧，医生认为是药菌剧斗，太伤元气，不敢下药。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溘然长逝。
       自称可以活到八十岁的梁启超就这样告别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习惯不良、常年糟蹋身体的过错，有多种病痛的折磨，有亲人故友辞世的刺激，也有不甘心“过老太爷生活”、不遵医嘱好好修养的缘故。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西医的“盲目”信任。
       事情还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当时协和医生检查后确定病源在右肾，于是动手术将右肾割除，但是割完之后尿血并未停止。术后不久，著名文人陈西滢抛出惊人之语，在《现代评论》(5月9日)上撰文质疑协和医生：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现毛病在牙内了，因此一连拔去了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陈西滢认为“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他的文章一经刊出，社会舆论立刻大哗，而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当时附和陈西滢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报副刊》　(5月29日)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对西医也颇有微词：“平实而论，余实不能认为协和医生之成功，只能谓之为束手。”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在《晨
       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误诊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里，梁启超却承认“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
       写道：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化，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足见在导致梁启超死亡的诸多病因中，还应该再加上一条——为西医所误。至于梁启超是如何为西医所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知晓，直到1994年费慰梅撰写的梁思成夫妇传记《中国建筑之魂》出版，才有了关于68年前协和医生那次致命失误的解释：
       四十年后，1971年，思成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来做这项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私下讲出。据他们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由于攸关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好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相熟的人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以后，他就不再是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为梁启超动完手术后九个月，也就是梁死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政府卫生部当政务次长。关于这一前往南京的调动，布尔曼(HowardL．Boorman)编撰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中如此解释道：“刘博士认为，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利用余生三十三年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