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找一个乡下人结婚算了
1930年5月，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被当局查禁，他的肺病同时也恶化了。本想去庐山牯岭或西湖疗养一段时间，但最后决定还是在上海找一个相当的地方，于是，从虹口的自来火街(武昌路)的广益里(也有沪西小沙渡的广业里一说)搬到了法租界的环龙路(南昌路)。
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级住宅区，也是最幽美的风景区，环龙路的附近就是法国公园(复兴公园)。每天早上，蒋光慈喝完美国房东派给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一个人去法国公园，边散步边继续构思《咆哮的土地》的后半部分，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十三章已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那时的蒋光慈西装革履，手中执着一根司的克，他本来就身材高大，带着一副细边的近视眼镜，显得绅士派头十足，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高级华人了。由于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他对房东自称是大学教授。女房东是一个年轻的美国少妇，相信了蒋的说法，而且还因蒋光慈的性格温和，加上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爱慕上了他。
这时，蒋光慈已与吴似鸿同居。自宋若瑜死后，这位中国新文学史上“革命加恋爱”小说写作模式的创始人，对爱情已心灰意懒。虽然，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平民作家”的许诺没变，而且意志弥坚。“让我为着纪念你的缘故，永远守着我那革命诗人的誓言”(1928年，若瑜两周年忌日，《牯岭遗恨》)，可是，他对现实革命的幻灭感也日益加深。就是在这样向往生活安定的情况下，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蒋光慈找到南国社主任田汉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于是，田汉把南国社的演员吴似鸿介绍给了他。两星期后，从不喝酒的蒋光慈喝了一点酒后，兴奋地对吴似鸿说道：“我现在是非爱你不可了”。第二天，便叫上一辆出租车开到吴似鸿的学校里，把她的行李一古脑儿地塞上车子，拉上吴似鸿就去他的家里。当晚，两人同居。
这种看似浪漫的恋爱，其实，反映的正是蒋光慈对于爱情的真正不抱希望。当年，20岁的蒋光慈开始与宋若瑜通信，直到四年多后，才有勇气给这位漂亮的河南才女发出第一封表示爱情的信。以后，情意缠绵且又感情真挚的情书集《纪念碑》出版。但婚后一个月，宋若瑜的肺病恶化，三个月后，死于庐山牯岭医院。蒋光慈的肺病便是这蜜月的后果。
若说人生是痛苦的，
为什么此生也有过这一番的遭遇?
若说人生是快乐的，
为什么她就这样短促地死去。
蒋光慈《牯岭遗恨》
所以，对蒋光慈说来，再结婚一次，不过是找一个人在一起生活而已。后来，他告诉吴似鸿说，本想找一个乡下人结婚算了。吴似鸿作为南国社的一名演员，主演过不少剧本，也曾风光一时，但她的魅力主要是性格活泼，而她的微寒身世，一个人孤身浪迹在外多年养成的习性，则使她与宋若瑜身上的那种高贵、娴静的气质不可同日而语。
很难说，从这里找得到真正的幸福。
更何况，蒋光慈找到的毕竟不是一个乡下人。果然不久，与蒋同居了三个多月的吴似鸿，身上的另一面开始反抗了。“我很想再过集体的学校生活，那种活跃的、有生气的生活，我是多么留恋啊!尽管有时饿肚子，但对前途是充满希望的。我能再回到那种生活中去吗?”
她把这些想法全都告诉了蒋光慈最好的朋友钱杏邨(阿英)：
“我希望光慈另找一个爱人来服侍他，我要上学去。这样下去的话，我是不行的。”
“有你在他身旁，他怎么能另找爱人呢?”
“我想：杏邨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我主动离开光慈呢?他如果找到了伴侣，我可以回到社会上去。但是万一我离开了他，而他一时却又找不到爱他的人，那就没有人照顾了，说不定病又会加重。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浪迹文坛艺海间》)。
责任与同情，已经成了吴似鸿留在蒋光慈身边的理由。
无疑，他俩同居生活中的危机已经来到，要么解决，要么爆发。依靠版税，危机解决
革命要杀头，可是革命文学也能赚钱。
蒋光慈，生于1901年，安徽六安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派去苏联留学的人，与刘少奇、任弼时等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1922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留苏三年后回国，即开始在文坛上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1924年)“谁个能够将现实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1925年)。1925年，他的诗集《新梦》发表，钱杏邨对此评价道，“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
但是，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名先行者、开拓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受文学界重视，甚至遭到文学同人们的鄙视，也不为读者们青睐。蒋光慈的窜红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1929年普罗文学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之时。像他1929年东渡日本治疗肺病时写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仅在出版当年，就重版了六次。书店老板为着赚钱，也常改头换面再版蒋光慈的旧作。例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
1930年10月，蒋光慈被开除党籍，除了其不愿服从纪律参加组织生活之外，其中一项指责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过着资产阶级生活。“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没落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他确实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同时也是那时期的一个最多产的作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就在吴似鸿对阿英说上述话的当天晚上，回家很晚的蒋光慈告诉吴似鸿，他已和阿英商定两家搬在一起住，这样，喜欢热闹的吴似鸿就不会感到寂寞了。另外，为了满足吴似鸿“很想再过集体的学校生活”的愿望，蒋光慈决定让她秋天开学后就去住校。
蒋光慈的决定，无论是出于阿英的建议，或是诗人自己凭直觉无意识中做出的选择，总之，这场危机就这样解决了，而保证使它做到这一点的正是诗人丰厚的版税。
他们所要搬去的新房子，万宜坊，即使在当时的法租界里，也算得上是高级的弄堂洋房，一幢三层楼房，月租就要90元。
6月，蒋光慈离开了“要算是他一生中过得最舒适的阶段，时间不过一个月”(吴似鸿语)的环龙
路，搬进吕班路(重庆南路)上、震旦大学斜对面、法国公园旁边的万宜坊十二号。他俩住三层楼，阿英全家住二楼，底层的客堂公用。
作品遭禁，诗人受到通缉
秋天，吴似鸿去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住读，每星期天回家一次。虽然，诗人因此少了爱人的照顾，可对他更好地写成《咆哮的土地》未必就是坏事。写作上，蒋光慈很有些癖好，构思时，他要求绝对的安静，任何一点干扰都受不了。写作时，他从来都不打草稿，在他，只要写错了一个字，往往就会使整篇文字流产，所以，他总是在完全构思好了，再“一字不掉、一字不改、一气呵成”地写。
11月5日，《咆哮的土地》脱稿。这是蒋光慈最后的一部作品，也是在他艺术成就上屡遭蔑视与非难之后，文学史上获得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
“蒋光慈的作品，一般地说，在艺术表现上是比较粗糙的……《田野的风》(《咆哮的土地》)是蒋光慈……最好的作品。”(刘绶松《中国新文化史初稿》)。“《咆哮的土地》是蒋光慈开始趋于成熟的一部作品……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
该书将在现代书局出版的预告在报纸上刊登了。正当诗人自信地眺望着未来，文学界对诗人的远大前程充满着乐观估计时，《咆哮的土地》遭到查封。紧接着，蒋光慈的几乎所有著作也都被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宣传阶级斗争煽惑暴动”等罪名通令查禁。
1930、1931年之交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黑暗的一页。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作家在东方旅社被捕，包括同住在万宜坊的胡也频，“和我们单隔着一条弄堂，走几步就到了。”几天后，一个很冷的晚上，一辆巡捕车开到了蒋光慈的家门口。
蒋光慈的悲惨岁月从此开始了。
诗人穷了
作品遭禁后，与各个书局结算版税，总共是一千多元。以前蒋光慈的版税虽多，可在用钱上，向来大方惯了。据亚东书局的人说：“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吃、吃、吃、大家吃!’”(《蒋光慈回忆录》)
对有困难的朋友，他常常就是五十、一百地救济。还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朋友的夫人说家里经济困难，向他要了一百块钱，可结果呢?这位夫人用它买了一件皮大衣，穿出去大出风头。蒋光慈知道后也只是笑笑。
下面这个故事颇能反映金钱上蒋光慈的为人。一次，一个同志刚出狱，没衣服穿，阿英问蒋光慈有没有衣服。蒋光慈二话没说打开衣橱，便把他那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上所穿的那件西服送给了他。当阿英发现口袋里还有二十块钱，蒋光慈马上说，“那好，二十块钱也送给他用。”
另外，蒋光慈还要往安徽老家寄钱，所以，这些年来，他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的。现在，生活的全部指望都在这一千多元上了。
他们先在自来火街找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后又搬到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间弄堂楼面房子里，最后才在裕德里住下。由于当时是仓促的亡命，什么东西都丢在了万宜坊，刚到虹口时，家具都由房东提供，七拼八凑地应付着。阿英来看他们，见到这副狼狈相，说外人看了，会产生疑问的，他们这才买了一块便宜的台布铺在桌子上。“但是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有了台布也还是掩盖不了寒酸相。”
为了省钱，吴似鸿已不再上学。左联五烈士被害后的一天，蒋光慈在街上突然被暗探盯上了，最后不顾一切，从正在跑动着的汽车窗口里跳出，才得以逃脱。以后，蒋光慈只好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又没心思写作，精神越来越苦闷，终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剩的钱仅够三个月使用。
就在这时，吴似鸿发现自己也已染上了肺病。在这之前，为了生活的缘故和吴似鸿的前途，蒋光慈与吴似鸿已分居。现在，也只能让刚回来的吴似鸿去杭州养病，留蒋光慈一个人在上海，请了一个女佣陈妈来照料他。
“现在，只有陈妈算是我最亲切的人了”
春天的西湖格外让人沉醉。吴似鸿在湖畔广化寺租了一间小房子，那里，还住着许多艺专的学生，“我在那里一点都不感到寂寞”。“春假期间，很多上海的学生到杭州来玩，也有上海美专的同学，他们邀我一同去游西湖，还教我骑马，一起散步，我的休养生活很丰富。”
突然，吴似鸿收到蒋光慈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只有陈妈算是我最亲近的人了。”读到这样的句子，就是再迟钝的人，也不可能不体察到其中所含的辛酸。这是无可奈何的牢骚与哀求啊!
吴似鸿回到上海后，才知道陈妈原来待蒋光慈一点都不好，就连买药都是蒋光慈自己拄着拐杖上街去买的。
6月的一天下午，蒋光慈的肚子疼痛难忍。他的精神崩溃了，卧在床上，不能自己地狂呼起来。
吴似鸿找到亚东书局老板汪孟邹，把蒋光慈的病情告诉了他。汪孟邹一直很关心蒋光慈的身体，“他十分喜爱光慈，把他当作子侄看待”，交给了吴似鸿50元钱，并关照一定要住到市中心的大医院去，“那里人多，不容易暴露”。这样蒋光慈被送进了同仁医院。他的入院登记姓名为陈资川，住三等病房，住院费是每天三毛。吴似鸿以表妹的身份陪伴他。
“人间所有的痛苦。都在我身上呀”
蒋光慈不仅有肺病，肺结核第二期，在医院里，还查出了肠结核。在当时，肠结核是一种绝症。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病，以前，蒋光慈不知道，只是将它当作胃病来治疗。
现在，等死的蒋光慈只有饱受痛苦，或依靠注射吗啡走完这生命的最后路程了。有时实在痛苦极了，蒋光慈就呼喊道：“啊!痛苦啊!”
吴似鸿问他：“你怎样痛苦呢?”
他喊道：“人间所有的痛苦，都在我身上呀!”
以前很多的朋友，现在大多不来了。就是他最好的朋友钱杏邨也难得露面。蒋光慈对来看他的“太阳社”同人杨村人说：“我要光明啊，我要太阳!”
8月初，蒋光慈知道自己没希望了，要求医生准许他服用安眠药自杀。
8月30日上午九点，朋友李尚贤死了。下午，蒋光慈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地说：“死了吗?”上午，当杨村人告诉他杨贤江在日本死了，蒋光慈同样惊讶地问：“死了吗?”
“他微笑着。”在蒋光慈死去的当天晚上，杨村人这样写道：“他笑的什么，我想不出来。或者心想死后有个伴吧。”
将近傍晚时，蒋光慈由极端的痛苦进入到了生命的狂喜境界之中。
一向不起来的他，突然要求坐起，医生叫护士拿来一个床架，支在他的背后。蒋光慈上半身靠着床架，用一块白被单围在前面，露出宽大的肩膀。整个脸看上去就像个武士，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亮得像两颗电珠，发出奇异的光彩，直射着前方，大笑起来……
第二天清晨六点钟，蒋光慈死了，享年30岁，死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当天以蒋资川的名字葬于江湾公墓，所定的棺材比早一天死去的李尚贤还要早到。墓号为七七七，没有墓碑。虽然仍不能用蒋光慈，但总算恢复了他的蒋姓本姓。
蒋光慈原名蒋如恒，18岁时，自号蒋侠生，“我所以自号‘侠生’，将来一定做个侠客杀尽这些贪官污吏”。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愤而想当和尚，改为“侠僧”，“我当和尚，也还是做个侠客杀人”。1922年第一次署名蒋光赤，大革命失败后，为避文字狱，改为蒋光慈。鲁迅则有时称他为蒋光X，或蒋光Y，蒋光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