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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风情》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犯中国。那时，我才十七岁，不过我已是长沙市青年学生运动中的一个小小的头目，我成立了一个中学生的戍地文艺社，有六七十个全市的中学男女同学参加，我还领导了一次长沙市中学生的火炬游行。当时，我的思想进步，对旧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各种腐败十分痛恨，所以我接受了我父亲唐贻承的思想教育，并和他一样同情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虽然我很小，父亲也只我一个男孩，却竟让我孤身一个人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由于八路军在前方遭到日本敌机的狂轰滥炸，需要人员补充，所以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他们没有让我去延安却让我奔赴陕西八路军总部参加学兵队，我在学兵队的第三个月正是日本鬼子从空中轰炸到地面扫荡的高潮。
       有一次，日本飞机在少数汉奸的配合下，对我们的后勤部和学兵队轮番轰炸。
       轰炸过后，那边小路上冲出我们学兵队的指导员，对我喊：“副班长，马上随担架队护送大队长到前方医院——!”随着他手指方向，我看见四个民工抬着一副担架过来，指导员说：“大队长重伤，现人事不知，由你负责把他护送到前方医院，保证安全!”
       大队长脸色煞白，我怀疑他死了，只见他全身是血，有几处用纱布简单地包扎过，那是防止流血过多。我一连喊了两声大队长，他也不应声，我心里急了，就催四个民工快走，早早把伤员送到医院。民工中一个年轻人调皮地对我说：“你把大队长的挂包、短枪和多余的军毯背上，我们就走得快了!”
       我斜了那人一眼，心想只要大队长早到医院，早抢救，要我背，我就背!我走上几步，把堆在担架上多余的东西，扛在肩上，其实我也背了一条随身的灰军毯和一支三八步枪，再加上这些，足足有四五十斤，不过为了救大队长，我情愿。在入队过黄河的时候，他救我出冰窖的，我这人受到父母的教育，从小就懂得不能忘恩。
       我背的东西重了，总赶不上担架队，爬山的时候，我掉了队，在过河的时候，我滑了一跤，全身泡在水里，军毯顿时成了千斤石压在身上。我咬着牙走，拼命追担架队，怕他们在半路上出事，我这么追了一天一晚，等到天黑来到前方医院时，我往一排窑洞前的石阶上一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个戴口罩高挑个子的女护士过来问了问情况，检查过伤员便连忙吩咐医院的人抢救，她对我说：“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交接完就可以回去了!”
       那四个民工一听，一声不吭转身就走了。我刚刚回过身，一抬头就不见了他们的人影。
       我对着女护士的背影大喊：“我们大队长还昏迷着，我不能回去!”
       女护士转身对我说：“你得马上回去!我们医院说不定又要转移了!”
       我还在争辩：“大队长重伤昏迷不醒，我怎么能走?”
       女护士没有理我走了，我也没气力再喊了，便一头倒在窑洞外的石阶上睡着了。
       这确实是我一生中走的路最多、最紧张最累的一次急行军。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睡了两天一晚，到第二天黄昏，第一次见我的女护士过来了，这回她没有戴口罩，我一眼看见她就惊呆了，她漂亮得叫我一时说不出话来。那时候我的神态一定很傻，她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说：“怎么是你?为什么不归队?”
       我连忙反问：“我们的大队长昏迷醒过来没有?”
       她沉静地摇了摇头。
       我说：“那我不能回去，至少要等他醒过来了，我才能放心走!”
       女护士说：“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护送伤员的人!想不到你对战友这么负责，这么重感情!”
       大概是她对我产生了好感，又见我这一身泥水，两天不吃不喝的情景感动了她，不一会儿工夫，她找来一套干净衣服和一碗饭菜，对我说：“快吃了，找个地方去换衣服!今天我值晚班!”
       忙换下全是泥水的衣服，一碗饭也只吃了一半，我便找女护士去了。
       夜晚，护士值班室很静，一只简单的小方桌上面放了一盏手提的马灯，里面装满了美孚油。微弱的灯光下，坐了一位脸色白皙、眼睛明亮的女护士。我走过去详细一看，是她。便详细地询问大队长的病情。她说这前方医院的药品奇缺，你们大队长只能让他自己恢复，时间要长一些。接着她就介绍了自己，原来她是一位南洋富商华侨的女儿，代表华侨联合会赠送一大批贵重医药到八路军总部，她来了以后，本来要回去的，由于战争交通断绝了只好留在医院，当护士是她自己要求的。我听了她的经历，更加动心，这么一位女孩子，我应该好好地保护她。于是我便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把我的理想告诉了她。最后我说：我十分爱好文学，将来一定要当一名作家，并对她这次来八路军后，不能再回去和父母团聚表示极大的同情，随即在桌上用开药方的纸写了一句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你不要悲哀。
       她看了以后忽地涌出两行眼泪。她说：想不到在异地他乡遇到你这位知心的人，她的确因为不能回到父母身边很苦恼，不过为了抗日救亡，她也愿意留下来。马上她转身拿出一个挂包，从中取出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打开第一页给我看，上面写了两行字：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鲁迅。只有在黑暗中，才更加感到光明的可贵——罗曼·罗兰。然后，落款写着两个大字：柯蓝。
       我问：“这是你的名字，叫柯蓝。”
       她点了点头。我说：“这名字太漂亮了，我喜欢蓝色!”
       她笑着闪着一对黑亮亮的眼珠子，轻声问：“我人不漂亮?”
       “人更漂亮，更漂亮!”我从她抄的这两句文学名言中，似乎就了解到了她的一切。一个十六岁的女孩．不会复杂到哪里去的。鲁迅和罗曼·罗兰的话正代表当时整个社会进步青年追求光明的思想和决心。我也曾抄在日记本上。这次见到，如同见到多年的知己。
       共同的文学爱好，又把我和她拉近了距离，我们两人就动也未动，一直聊到天亮。
       此刻，我真是疯狂了，在战争中遇到这样一位南洋华侨，还是这么绝色的女子，她使我疯狂。爱情使我疯狂，正逢十八岁青春如火的年龄，也使我疯狂。
       我和柯蓝坠入爱河。
       在我们热恋的第二天，前方医院转移，要行军三天，我用大队长尚未清醒为由，需要特别护理留了下来，反正我跟在柯蓝后面，什么力气活都干，抬伤员、搬用具医药箱，我都累得一身大汗，大家也喜欢我这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不知道的人，以为医院里又新来了一个助理员，都问：你是新调来的?我却笑而不答。
       在医院转移的中途，第二天下大雨，我们把伤病员很快安顿好，因为村子小，窑洞不够分配，我和柯蓝没有地方住。我想了想，今晚只好站在窑岩下听雨了。不料柯蓝转了一会回来说，走!有地方睡了，快拧湿衣服去。
       我拧着滴水的湿衣服笑着说：“是去站在窑岩石下吧!”
       她也不言语，竟把我带到一大
       堆麦秆堆边。她一弯腰钻了进去。原来她已在这里挖空了一个大洞。
       她坐下来问我：“认识几天了，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她又笑了笑说：“总不能叫你学兵队员吧!”
       “唐一正，唐朝的唐，一定的一，正确的正，唐一正。”我抓着她的手，在她的手心上写着。她点点头说：“为什么叫唐一正呢?
       我说：“这是我父亲，一位老小学校长取的，来源于孟子‘一君正，而天下定’，他老人家希望我干大事业，安定天下!”
       她听了连忙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本子里夹了一张三寸大的照片，是她的放大头像，是在一所外国护士学校拍的照片。她说：“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怀里，现在送给你了。”我连忙把照片接过来，藏在怀里，生怕别人看见，从第一眼看到她起，我就想到我对她的感情要负责任，我一定把她带到延安去。如果她一辈子在医院，在前方，我也会跟她一起，我知道她读了许多书，只是对革命，对延安没有我认识的深刻，干革命没有我坚决，这一点，我要帮助她。出于爱，我竟然对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可以说我对她是认真的，于是我嘴里不停地说：“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我们将来想办法一定去延安!”她也点了点头说；“反正我跟父母亲人都失去了联系，他们找不到我，我也找不到他们。我只我一个人，我就跟你吧!”
       她伸出手来，紧紧地拥抱着我，两眼充满泪水。任何爱情也没有比在战火纷飞时刻产生的爱情更圣洁，更伟大，更真诚，在随时可以生，随时可以死的前线，我们走到一块，碰出了火花，我们就大胆的爱，谁也不会阻拦我们。于是我们进入了甜蜜的两人世界。我们宣布我们已经结婚。第二天一清早，所有的人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和她偷偷钻出草垛，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天的阳光特别明亮，我觉得天也低了，地也高了，处处是那样的充实。我认为我的生命以及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她给的。医院转移到目的地，安顿好的第二天，我们的大队长神志完全清醒过来了，幸好他没有脑震荡，只是左臂、右腿多处中了弹片。我原来想等他完全恢复再跟他一起返回学兵队，并告诉他，我和这里的一位护士恋爱了。我也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他沉吟了半天，面有难色，没有作声，我机灵地说：“我给你当警卫员，让我一定留在这里照顾你!”我这时真不愿意离开，为了能和柯蓝在一起，让我干什么我都情愿。
       他说：“我的警卫员那天为什么没有跟担架来，大概是牺牲了吧，所以才临时叫你补的，现在要留下也可以，只要医院同意。”
       我们两人高兴地去医院找政委，那人板着脸不同意，说没有编制。大队长这才对我说，这里没有编制，安排不下，那你就回学兵队吧。
       回队的路上，她一直坚持要送我，其实要叮嘱的话，她也说了千遍万遍了，就是不舍得分手。到最后，我说你不回去，我不往前走了。这才逼着她站立下来，我于是便又严肃地对她说，我一定在学兵队等你，你一定要和大队长一块来。她连连点头，眼泪像珠子似地往下掉。
       我熬过了四十五天难熬的日日夜夜，抗日战争形势一天天激烈。日本鬼子在占领铁路全线之后，进行全面轰炸升了级，似乎要把中国变成一片焦土。就是在这轰炸的恐怖声中，我一直担心她的下落，盼望大队长早日把她带回来。
       这一天，我们接到指令，学兵队要开始转移，我担心转移走了，大队长怎么能找到我们呢?突然，我看见原来的大队长回来了。我一阵风的扑过去，他双手把我抱住，我们高兴极了。我两眼牢牢地盯着他，他也知道我要问什么，便从外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笔记本给我，并低沉地说：“这是她的，你留下吧!”我大声地喊了起来：“她为什么没有来?你为什么不带她来呀!”
       柯蓝于上个月日寇全面大轰炸中，在掩护伤员疏散遭敌机机枪扫射，不幸牺牲的。当时她在河边为伤病员洗纱布、血衣，日机来了遭到扫射，她往回跑，本来她可以安全无事的，可是这时河边还有许多伤病员，她看见有一位拄拐杖的伤员行动困难。她放下手里的东西，又返回去扶那位伤员。
       她把这位伤员送到一棵大树树阴下，她又去救留在河边的另一位伤员。
       这时，日寇飞机在她第三次往返时，机枪射中了她，全身中了八颗子弹。临死前她挣扎着在大喊唐一正的名字。
       大队长在叙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流下了眼泪说：“她的英勇和舍己救人，太叫人感动了。后来在清理她的遗物中，看到她这个笔记本上又写了你的名字，所以我便带来了，只可惜没有能带她到延安去。”
       听着，听着，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拔脚就往门外跑。
       从此，我结下不解的忧愁，黑色的忧愁，充满我少年阴暗的日子，时刻让我接受的磨难和惩罚。到一九三九年，为了平息我心头的悲痛，为了减少我内心的负疚，也更是表达我对柯蓝的真诚，我向组织上正式申请改名为柯蓝，以此纪念她对我纯真的爱!我决定用一生的生命以她的名字去生活，去拼搏战斗，去拥抱世界。柯蓝圣洁的崇高精神永远不灭，由我去继承、去延续，于是在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我用柯蓝的名字发表了近一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并编辑出版了六大卷《和蓝文集》共三百六十万字，而其中有不少著作被翻译成日、俄、英等文字。现在我是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委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长，遍游欧美、东南亚各国，已八十多的高龄仍笔耕不辍，各大报刊常常发表我的作品。过去大家只知道柯蓝是我的笔名，却不知道我取这笔名的一段恋爱史。现在，在我写自传回忆录时，为了回归历史，把这段隐私公布，并以此纪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位爱国华侨女青年，告慰她长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