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里有一个小孩叫莱纳斯，走到哪里都拖着一条毯子。有人说，毯子是他对外面世界缺乏安全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与成人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
伟大的程序员都有点儿莱纳斯的气质：绝顶聪明，敏感，自闭，不愿长大，Linux之父莱纳斯·托瓦兹则干脆连名字都与他相同。这个芬兰青年改变世界的时候才21岁。他在大学宿舍里写了一套计算机操作系统Linux在网上公开源代码，并邀请有兴趣的人一起修改完善。此后15年里，上百万程序员免费为这套系统写程序，形成一个庞大的Linux开源社区。如今，Linux是微软最危险的敌人，莱纳斯则被视为黑客的精神领袖。
莱纳斯并不觉得与微软作对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他确实纳闷儿，怎么Windows这么烂，还有那么多用户甘心受它控制？这种困惑弥漫于黑客之间，以致有人专门以写病毒羞辱微软为乐。有一次，一个记者咄咄逼人地问莱纳斯：“我们的计算机受到这么多黑客攻击，你怎么看？”他说：“黑客很多不过是十几岁的小孩，被女朋友甩了，心情不佳就写个病毒发泄了一下。你该怪谁呢？失恋的小孩？还是一个脆弱到连小孩子都能破解的操作系统？”
虽然莱纳斯一直被赋予“微软掘墓人”的角色，但他对开源运动始终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实用主义态度。他坚信技术至上，用“最好的代码说话”，但并不介意有人拿Linux赚钱，因为他自己也从中获利不少。
1999年，19岁的肖恩·范宁开发了让用户可以自由交换音乐文件的软件Napster，向唱片公司展示了一种可怕的前景：歌手不再需要唱片公司制作和发行他们的音乐，歌迷们不必再被唱片公司和零售商的品位牵着鼻子走。与互联网上很多倒霉的先行者一样，在唱片公司的群起围攻下，故事以肖恩·范宁的官司败诉告终，Napster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1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连名字都被迫卖给了一家新网站。但一转眼，苹果公司就踩着范宁的肩膀建立了一个网络音乐帝国。2005年，当范宁重新回来的时候，已经25岁。他的新公司开发了一种软件，仍然让用户自由交换文件，但增加了版权内容强制付费的模块。互联网的一介叛逆青年，变成了大企业和互联网革命军之间如何和平共处的最佳样本。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又不得不亲手将它合上。
也许是接受了范宁的教训，Bit Torrent之父Bram Cohen根本不做任何商业上的打算。即使BT已经占了互联网1/3的流量，他仍然过着悠然的隐居生活：早上起床喂孩子吃饭，玩字谜游戏，写程序，偶尔查查他的账户，那里经常有来自世界各地感激涕零的BT“粉丝”们的捐款，足以支持他的日常生活。
倒是他们的前辈，自由软件教父理查德·斯图尔曼始终执著于“自由”二字。这位老黑客痛恨一切企图以专有软件控制用户的商业公司，其中自然以微软最为“邪恶”。他坚持认为软件必须能自由修改和传播，否则软件的写作者有太多机会控制现代人的生活，这是一场道德的战争。他反对一切对人的控制，反对跟踪技术，所以连手机都不用，除非有人造出一款完全基于自由软件的手机。他也不喜欢版权法对互联网的染指，在一次演讲中，他说：“版权法保护的是唱片公司，而不是艺术家或者歌迷的利益。既然有了网络，艺术家和‘粉丝’就应该一手交音乐，一手交钱。”他是众目睽睽之下赤着双脚站在台上讲这番话的，身上痒了就随时挠挠，简直像个街角流浪汉。他本来可以做亿万富翁，但他偏偏喜欢流浪汉，没有家，大部分时间在旅行和讲课，他才是《花生》里那个始终不肯放下毯子的莱纳斯。
于亮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