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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只有穷人才像穷人。和世界各地的穷人一样，中国的穷人生存艰难，捉襟见肘，眼神里有隐忍也有坚韧。相比来说，中国的富人实在有点儿不像富人，多像土财主和暴发户。
       我们不能用过高的标准来要求富人，哪怕他们有了千万豪宅且门前不伦不类地竖了几根罗马柱。但有一个重要群体却是要用一定标准来要求的，那便是有社会支柱之称的中产阶级。《金融时报》上有这样一个新闻标题比较能说明问题——《数亿新兴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稳定因素》，据说这也代表了包括官方、民间、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致意见。
       且把“数亿”这个数字是否有待商榷、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说法是否得当放在一边，现在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产阶级需要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目前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并未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成为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如果多年后，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影响整个社会运转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时候，中产阶级应该如何审视自己，我们又该如何分辨这个阶级人的属性？
       其实方法很简单，看一个阶级的属性莫过于看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都不怎么乐观，甚至可以用“堪忧”一词来形容。大多数中产者的生活看上去颇像那么回事：住洋房公寓（再不济也是普通社区中的大户型），开着一辆合资企业生产的轿车，有着收入和地位都相近的朋友圈子，但背后的真相是，许多中产者的“达标”是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损耗自己的身体健康换来的，而“时间”和“健康”却是国外中产阶级和财富同等重要的两个标志，这也是中国中产阶级空有中产的皮囊没有中产实质的主要原因。
       如同一则故事所比喻的那样，我们赚多了足够的钱，是为了有时间晒着太阳钓鱼，而一个乞丐同样可以简单地实现这个愿望。所以，金钱不是休闲的全部，拥有闲适的心情才是高质量生活的一个标准。中国中产阶级的休闲意识是被冷冻封存起来了的，骨子里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对自身的要求从来没有底线，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整也让他们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有了钱的中产开始像欧洲人那样，在开发商附赠的房前花园剪剪草，挤出一个周末去郊游，去星巴克喝喝咖啡，邀请朋友到家中开一个派对⋯⋯这种模式化的行为难道就是中产的标志？这显然是对中产最庸俗的理解。中产不仅是财富上的达标，更应该是精神上的达标。作为一名中国的中产者，不能仅以物质生活的舒适程度来衡量自己的社会价值，应该更多考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精髓，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肩负起一个中产者应该肩负的责任，最终塑造出中国中产者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