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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四年九月的一天清晨，我接到母亲从加州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我的姑妈莉安娜，也就是我父亲的孪生姐姐，在菲律宾她的家中被她自己的司机割喉。母亲用我们老家的客家话告知了我这一消息，但“谋杀”这个词她是用英语讲的，仿佛是要凭借语言的墙壁，将这一事件阻挡在我们家门外。
       根据警方的报告，我的姑妈莉安娜，“一名五十八岁的独身女子”，是在她的客厅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两个女佣交代说，我姑妈的司机尼洛·阿比克在她俩知情和给予协助的情况下，策划和实施了这一谋杀行为。
       在马尼拉有名望的华人墓地，我家的亲戚们为我的姑妈举办了一个隐秘的葬礼。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这个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据请来看风水的道士说，由于我姑妈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于是她被独自安置在一个小墓穴中。我无法理解我的亲戚们就事论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态度。我的姑妈被伺候她的人、与她朝夕相处的人冷酷地杀害了，为什么他们感受不到足够的震惊？当我追问我叔父时，他对我有点不耐烦。“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他说，“这里是菲律宾，不是美国。”
       我叔父绝非单纯的麻木不仁。原来，我姑妈的死遵循着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菲律宾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华裔被绑架，绑匪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菲律宾裔。菲律宾的警察，他们本身都是出身贫穷的菲裔，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是臭名昭著的无动于衷。当有西方记者问，为什么暴力攻击的目标总是华裔时，一名菲律宾警察咧嘴一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
       我的家族属于菲律宾那个数量不起眼、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善于经营的华裔少数族群。尽管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裔菲律宾人却掌控着高达百分之六十的私营经济，包括菲律宾的四条主要航线和几乎所有的银行、酒店、购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团企业。
       自我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总是纠缠着我挥之不去。那年我八岁，住在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
       后来我跟姑妈莉安娜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菲律宾人嘛，又懒又笨，别无所求。要是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干，他们随时可以请便。说到底，他们是雇工，又不是奴隶。
       在菲律宾的大约八千万菲裔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百分之四十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临时收容站，百分之七十的菲裔乡下人自己没有土地，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卫生设施。在菲律宾，成千上万的菲裔在给华裔打工，但几乎没有华裔为菲裔打工。华裔主导着工商业的每一个社会层面。全球市场经济强化了这一主导地位：当外国投资者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华裔。除了一小撮腐败的政客和少数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庭以外，菲律宾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华人的后裔。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菲律宾所有脏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揽了。所有农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佣人和游民都是菲裔。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与厌恶。但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中，所填写的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被当作动机的只有一个词：“报复”。
       在这个比我们绝大部分人所想像的凶残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妈的被害只是沧海一粟。在美国我们读到大屠杀和种种野蛮事件，起初远在天边，现在离自己越来越近。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事件的发生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塞族集中营里，女囚反复遭到奸淫，女儿们往往与母亲一起受辱。至于男囚，就被高唱着国歌的塞族卫兵活活打死；如果没这么幸运的话，他们会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枪口下，被迫阉割其他被囚的难友，有时是用自己的牙咬下来。
       一九九四年在卢旺达，普通的胡图人在短短三个月间杀了八十万图西人，常常用大刀砍死，身首异处。
       一九九八年在加尔各答，印尼暴徒叫喊着打、砸、抢了数百家华裔店铺和住所，烧杀抢掠间有两千人丧生。一名幸存者是个十四岁的华裔女孩子，后来服鼠药自尽，她曾在亲生父母面前惨遭轮奸。
       一九九八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杀袭击者驾驶着满载爆炸物的轿车冲向了一辆校车，校车内有三十四名犹太小孩，年龄都在六到八岁间。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类似的事件加剧了，成了家常便饭，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的一个强大的集体表达。“我们恨你们”，阿拉法特的一名资深官员在二○○二年四月对此表示。“空气仇恨你们，大地仇恨你们，树木仇恨你们，你们呆在这块土地上毫无结果。”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中东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国飞机。他们摧毁了世贸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的西南部，砸死烧死了大约三千人。“美国人，想想吧！为什么你们在世界到处引起仇恨”，一个阿拉伯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这样写着。
       除了暴力以外，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吗？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运作中的三股最大的力量的关系上：市场、民主和种族仇恨，这三者之间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无已。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讨论的是一种现象，即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现象：由于种种不同原因，一些少数族群在市场条件下趋向于在经济上起控制作用，在极大程度上控制着他们周围的“本土”多数族群。
       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世界上随处可见。华人不仅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一九九八年，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的印尼华裔控制着大约百分之七十的印尼私营经济，包括该国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在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白人在南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前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冷战后的俄罗斯也几乎肯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是自由市场民主的不起眼而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社会里，市场和民主不单是偏爱不同人，或者不同阶级，而且偏爱不同族群。市场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手中聚敛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的政治力量。在此情况下，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成为启动潜在的灾难性民族国家主义的发动机，造成备感挫折的“本土”多数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选票的投机政客煽动的人们——起而对抗他们所仇视的富有的少数族群。今天，这一矛盾正在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
       自“九一一”以来，这一矛盾也开始在美国显现。今天无论在哪里，美国人都被视为这个世界上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展现着与美国的面积及人数极不相称的经济实力。这使美国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一如世界各地其他许多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所经历的那样。
       全球反美主义的产生有诸多原因，讽刺的是，其中原因之一乃是自由市场和民主在全球的扩展。在全世界范围内，全球市场都被极大地理解为是在强化美国的财富及其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的平民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将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赋予世界上贫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众以力量、合法性和发言权。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比美国人更容易承认这样一点：自由、公平的选举会把权力带给反市场、反美的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年里，美国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围内同时推进市场化和民主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将受挫群体的愤怒情绪牵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场民主与世界各地的种族纷争之间的关系，是与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这一现象引发了复杂的纠葛，同时躲过了全球化的热衷者及其批评者的视线。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扩展构成，并因这一扩展而激化。二十多年来，美国人领导下的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性扩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通过强有力的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帮忙将资本主义和民主选举带给数以亿计的民众。与此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席卷了世界，带着投票箱和汉堡王、hip-hop音乐和好莱坞、银行条码和美国人起草的规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个观点是，市场和民主是包治欠发达国家百病的万能药方；市场资本主义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市场和民主的携手并进，就会逐步将世界转化成一个繁荣的社区、远离战争的各国，并将个体转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识的公民和消费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即是这一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的杰出拥护者。在他的畅销书《凌志与橄榄树》中，他再造了一个美林投资银行并说，“自由市场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正在允许各地更多的人将志向化为成就”，消除的“不仅是地理的边界，还有人的边界”。全球化“倾向于把所有敌、友都转化为‘竞争者’”。弗里德曼还提出了他的“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声称“没有哪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不幸的是，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指出：“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们恰恰选择那样一个不吉利的时刻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那个城市中的麦当劳多得令人尴尬。”）
       对于全球化的拥趸来说，治愈世界上的集体仇恨及种族暴乱的方法是直截了当的：更多的市场和更多的民主。于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是中东的好“榜样”，并声称对恐怖主义和激进伊斯兰教徒的解决之道就是——“多种族的、多元主义的、自由市场民主”。
       与之相反，本书提出的论点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场和民主的全球扩展是集体仇恨和种族暴乱的一个首要的、使之恶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许多社会里，市场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场和民主在这样的社会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对自由市场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极不稳定、极易摩擦起火的状态。市场将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在时常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从绝对意义上说，多数族群的生活可能会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这也是许多全球化讨论所集中的争议所在——但任何意义上的改善都敌不过他们的持续贫困和他们所仇视的少数族群非凡的经济成功。更为耻辱的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同他们的外国投资伙伴一道，总是会进一步控制国家经济要害，即往往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遗产和特征的那部分——石油之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钻石之于南非、白银和锡之于玻利维亚、柚木和红宝石之于缅甸。
       民主在此情况下的引进，并不会将一个国民社区中的选民转变为思想开放的公民伙伴（cocitizen）。相反，对选票的角逐助长了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将遭人嫉恨的少数族群当作替罪羊，煽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提出要让“国家的真正主人”重新获得国家的财富和民族身份。上世纪九十年代，当美国为民主的全球扩展而欢呼的时候，种族化的政治口号也激增了：“格鲁吉亚属于格鲁吉亚人”、“厄立特里亚人滚出埃塞俄比亚”、“白人应该离开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
       在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社会里推行自由市场，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是遭到对抗。对抗的表现形式一般为三种。其一是对市场的对抗，将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财富当作靶子。其二是亲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力量对民主的对抗。其三是对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本身实行的暴力，有时这种对抗是种族灭绝性质的。
       津巴布韦的今天便是对第一种对抗形式的生动诠释。多年来，罗伯特·穆加贝总统一直在鼓励着对白人所拥有的上千万英亩商用农田的抢夺。如一位津巴布韦人解释说：“土地是我们的，外国人不应该在这里拥有土地。没有哪个津巴布韦黑人在英国拥有土地，为什么该有欧洲人拥有这里的土地？”穆加贝本人说得更为直截了当：“直戳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的心口之痛！”这个国家中的多数白种“外国人”都是第三代津巴布韦人。虽然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却世代控制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上好土地。眼看着津巴布韦的经济因大规模的土地抢夺而急剧下滑，美英两国携手与十几个人权组织一道，敦促穆加贝总统下台，高调呼吁“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将民主当成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答案是一个太过天真的想法，千万别忘了穆加贝本人就是民主的产物。作为津巴布韦黑人解放运动的英雄和在群众中呼风唤雨的大师，他在受到严格监督的一九八○年选举中大获全胜，许诺要征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对这一许诺的不断重复使得他从此在选举中无往不胜。
       在具有经济优势的少数族群与具有人口优势的贫困的多数族群之间的博弈中，多数族群并非永远占上风。除了对市场的对抗以外，另一种结局是对民主的对抗，即牺牲多数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受益。这类例子可谓俯拾皆是。实际上，本书将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全部都涉及到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从费迪南德·马科斯在菲律宾袒护华人的独裁统治，到塞拉利昂总统赛厄卡·史蒂文斯与五名黎巴嫩珠宝商的影子同盟，直到今天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与几个印度巨头的“业务安排”。
       第三种也是最惨烈的一种对抗是多数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灭某一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暴力。两个最切近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对克罗地亚人的种族清洗以及卢旺达的图西族大屠杀。这两起事件中都有被嫉恨的、其富裕程度与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少数族群受到相对贫困的多数人中的成员的攻击，而其攻击都受到种族民族主义政府的煽动。换句话说，市场和民主是卢旺达和南斯拉夫种族屠杀形成的原因之一。
       值得称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评者提醒人们注意到自由市场产生的古怪的失衡状况。上世纪九十年代，托马斯·弗兰克在《上帝之下的一体市场》（One Market under God）中写道，全球市场使“公司成为地球上最强有力的机构”，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转变成“有史以来最富的精英阶层之一”，同时，从美国到印尼，“以二十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决绝态度遗忘了穷人”。站到弗兰克一边对“万能的市场”进行批评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工人、环保主义者、美国劳工联盟及产业工会联合会、人权活动家、第三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图、达沃斯、热那亚和纽约进行抗议活动的其他组织。 全球化的辩护者们回应说，没有全球市场化，世界上的穷人甚至会更穷。最近的世界银行研究显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区——全球化的“涓流下渗（trickle down）”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和富人一样获得了收益。但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全球化的西方批评者们忽视了市场不均问题的种族层面。他们倾向于从阶级冲突而不是种族冲突的角度看待贫富问题。这一视角或许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是有意义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种族现实却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评者们提供的经世之道在运用到非西方社会时往往是短视甚至危险的。
       本质上，反全球化运动所要的一件东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该运动的大祭司之一诺姆·乔姆斯基澄清说，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反对“全球化”的斗争，只有反对一小撮“救世主”以牺牲真正民主的社区为代价而树立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如出一辙地，在二○○二年巴西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员洛瑞·华莱士拒绝被贴上“反全球化”的标签，并解释说，“我们的运动，实在说来，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质”。
       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要求对全球市场造成的巨大的贫富不均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将市场当作解救世人于贫困和倾轧的万灵药是危险的一样，将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样是危险的。从长远上看，市场和民主或许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最佳的经济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上，市场和民主却是问题的一部分。
       “市场”、“民主”和“种族”的概念都是众所周知难以定义的。部分原因是对这些词的解释无一是准确的。事实上，我在这本书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发展中国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场体系”，与当代西方国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区别；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进程，与西方国家自己所经历过的并不是一回事；而“种族”则是一种不确定的、人为的和具有被操纵危险的概念。
       在西方，“市场经济”或“市场体系”这样的词指的是主要基于私有财产和竞争的宽泛的经济体系，由政府进行实质的（如在美国的情况）或广泛的（如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情况）规范和再分配。讽刺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一直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推动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一种早已被西方抛弃了的市场形式。在本书中，除非另外说明，“市场化”、“市场”和“市场改革”这些词指的是那种目前实际上在西方以外实施的、亲资本主义的举措。包括私有化、对国家补贴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贸易以及亲外国投资的积极意向。在实际操作上，它们极少会有实质性的再分配措施。类似地，尽管“民主”千姿百态，我将用“民主化”这个词指代的，是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实际推行和实施的那种政治改革，实施以普选权进行的当即的选举。毋庸赘言，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必然会包括更多的实质性的原则，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数族群的保护。但是将这些原则纳入民主的定义无异于将期望与现实混为一谈。值得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一夜之间实现的普选权同时并举过，而这一自由市场民主的配方现在却被强加给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
       种族是另一个引起众多争议的值得商榷的概念。为本书的宗旨起见，我将假定“种族”不是一个能够科学地确定的形态。相反，“种族”所指的将是某种集体身份的识别，一种归属于某一人群的感觉，即“家族谱系的一种广泛延伸了的形式”的体验。这一种族的定义用意非常宽泛，并认可了对其主观领悟的重要性。它涵盖了人种上的区别（例如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地域来源上的区别（例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华人和印第安人）以及语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区别（例如肯尼亚的基库尤部落和卡伦今部落，或者中东的犹太人与穆斯林）。
       种族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于转换中并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卢旺达，占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图西少数族群，作为有牛的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操纵胡图多数族群达四个世纪。但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间里，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这两族人讲同样的语言，出现了通婚现象，成功的胡图人会“成为图西人”。而这种状态在比利时人到来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种优劣理论中的人们以鼻子的长度和头盖骨的周长为依据颁发了种族识别卡。它所导致的更为鲜明的种族区分后来被胡图力量的领袖所利用。类似的种族边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里常言说是没有“种族区分”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混血”——大量贫困的玻利维亚人、智利人和秘鲁人突然间得知他们是艾玛拉人、 印加人或干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种种最能引起共鸣和可资调动的身份。这些本土化运动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坏事，但它们极富感染力。对身份的主观领悟依靠的往往是个体所赋予的更“客观”的特质，例如形态特征、语言的不同或血统世系。那样的种族身份可能同时是出自人类想像的人造制品，它植根于历史最黑暗的幽秘之处——形态不定并具有可操纵性，同时又举足轻重到了足以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步——这正是使得种族冲突如此令人吃惊地难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经常会遇到对我的观点的一些误解。在此我要做些解释。首先，这本书并不提供某种适用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理论。确实有不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阿根廷是两个主要例子。其次，我并不认为种族冲突只在有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存在的情况下出现，将经济上受压迫群体作为种族仇恨目标的实例不胜枚举。最后，我绝不试图将任何特别的种族暴力个案——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各方都难辞其咎的大屠杀还是对美国的袭击——归罪于经济怨恨，归罪于市场，归罪于民主，归罪于全球化，或归罪于任何其他单个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复杂的机制，例如宗教、历史宿怨、领土争端，或者某一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观点毋宁说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贫困和一个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的众多国家中，民主和市场——至少以目前它们被推行的形式来说，只能处于彼此的强烈对峙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自由市场和民主化的同时并举正以极可预料的方式不断地催化着种族冲突、导致着灾难性后果，包括种族灭绝性的暴力以及对市场和民主自身的颠覆。这已经成为以往二十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严肃的教训。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美]蔡爱眉著，刘怀昭译，将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由泰德时代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