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是丹麦的属地，结合了古老社会与现代世界的环境，以及多种过渡社会的形式——已融合为大部族的部落社群、已经都会化的游牧民族、进行大规模农耕开发的自耕农——忧郁症罹患率几乎一直居高不下。但即使从传统的脉络来看，因纽特人也一直拥有极高的忧郁症罹患率，自杀率也很高——某些地区每年有百分之零点三五的人自杀。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上帝告诉他们不该居住在这么恶劣的地方的方式——但因纽特人一直不愿抛弃冰封的生活移居到南方。他们已经习惯于忍受北极圈里的苦寒。在出发前，我推测格陵兰主要的问题在于季节性忧郁症，因为一年中有三个月完全不见天日。我以为所有人都会在晚秋时颓靡，而在二月时又振作起来。结果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搬到格陵兰北部的外国人在漫长的黑暗季节中，会得严重的忧郁症，但格陵兰主要的自杀高潮在五月份，因纽特人多年来已经适应了光明与黑暗的季节变换，一般都对黑暗的季节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大家都喜爱春天，有些人觉得黑暗的季节很乏味，但格陵兰人的主要问题却不在季节性忧郁症上。“大自然变得愈有生机、柔和、愉快，”小品文作家艾瓦雷兹曾写道：“人们内心的冬天似乎变得愈阴沉，而内在心灵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鸿沟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在格陵兰，春天气候变化的剧烈程度是温带的两倍，这是最残酷的季节。
格陵兰的生活很艰苦，所以丹麦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极佳的社会支援服务政策，还有全民免费医疗、教育，连失业者都可受惠。医院一尘不染，首都的监狱看来像是平价旅馆而不似刑罚机构。
但格陵兰的气候和自然力量却无比严酷。我认识一位因纽特人，曾在欧洲游历过，他说：“我们的民族不像其他地方的文化一样，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或建造伟大的建筑物，但我们可在这里存活数千年。”我深深感到震撼，这可能是更伟大的成就。猎人和渔夫只猎捕够自己家人和狗食用的食物，他们还把吃过的海豹皮剥下来卖，以支付最基本的生活开销、修护雪橇及船只的费用。这些住在村落或乡镇，仍以近乎古老的方式过日子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十分热情的，他们很会说故事，尤其是打猎碰到的意外，或鬼门关前走一遭的经验，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少有的坚韧。他们很有幽默感，常开怀大笑。由于居住环境所致，他们遭受创伤的几率很高：冻寒、饥饿、受伤和财物损失。四十年前，这个民族还住在冰屋里，现在住在有两三个房间的丹麦式组合屋里。每年有三个月，太阳会一直挂在天上。在黑暗的季节里，穿着北极熊皮裤、海豹皮夹克的猎人得跟在雪橇犬旁边跑步才不会冻伤。
因纽特家族很大，连续数月，一家子约十二个人在家里足不出户，通常都挤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外头太冷太黑，没人出得去，但父亲除外，他一个月要出门一两次，打猎或破冰钓鱼，以补充夏天储藏的鱼干。格陵兰没有树木，所以室内无法烧火取暖。但以前，冰屋里会有海豹油脂为燃料的油灯，有一位因纽特人对我提到冰屋：“我们一连几个月都坐在一起看着墙壁融化。在这种被迫的亲密生活的环境里，实在没什么抱怨、讨论问题、生气和责备别人的余地。”因纽特人的确有不能抱怨的禁忌。他们安静不语，或是说着让大家欢笑的故事，或谈谈外界和打猎的状况，但他们几乎从不谈自己。忧郁，加上伴随而来的歇斯底里和偏执，是因纽特人为亲密团体生活所付出的代价。
格陵兰忧郁症的特殊之处，与气温和日照无直接关系，而是以谈论自己为禁忌的结果。这个社会有着极亲密的身体接触，而必须在情绪上有所保留。这不是无情的表现，不等于冷酷，只是另一种方法。波·比斯加德是位温柔、高大又很有耐性的男士，他是第一位成为精神科医师的格陵兰人。“如果家中有一个人得了忧郁症，我们当然看得出症状，”他说：“但依传统习惯，我们不会多管闲事。对某人说他看起来有忧郁症是一种公然侮辱。忧郁的男人会觉得自己没用，而且认为，若自己是没用的人，就不该给别人添麻烦。他身边的人也不敢过问。”克森·派尔曼是丹麦的心理学家，住在格陵兰十多年，他说：“他们没有一种意识规则是关于如何干涉别人，没有人可以告诉别人如何应对进退。无论别人做什么，你只能忍受，别人也得忍受他自己。”
创伤是格陵兰人生活的一部分：创伤后的焦虑倒不常见，也很少沉沦到心情阴郁或自信尽失。码头旁的老渔夫们告诉我几个故事，像雪橇落到冰里，训练有素的狗队会把你拉上来，但先决条件是冰面没有继续破裂、你没那么快溺死、缰绳没断；有人曾身着湿衣在零下的气温中赶好几里路；他们说打猎时碰到冰面移动，声响有如打雷；站在一块移位的冰上，你觉得自己好像浮了起来，但不知道冰块下一秒会不会翻过来让你摔进海里。然后又谈到，遇到这类经历后，隔天还要出门在冰上和黑暗中讨生计有多么困难。
我们拜访了三位女长老，她们都有过骇人的经验。艾美莉亚·乔森是位产婆，和城镇医生最熟的人。她曾怀过一年的死胎，隔年，她生下的小孩到晚上就死了。她的丈夫悲愤交加，责怪她杀了小孩。她当时无法接受她可以帮邻居接生，自己却一个小孩都不能有的事实。凯琳·乔韩森是渔夫之妻，从外地来到伊利米那克。没多久，她连续历经了母亲、祖母和姐姐接连过世的不幸。后来她兄弟的太太怀了双胞胎，一个在五个月时胎死腹中，第二个健康产下，但三个月时孩子的母亲却不幸死亡。她兄弟仅存的小孩，六岁大的女儿，意外溺死后，她兄弟也上吊自杀了。艾美莉亚·兰格是教堂的神职人员，嫁给年轻、高大的猎人，短时间内连生了八个小孩。后来他打猎时出了意外：一颗子弹打到石头上弹回来，几乎完全打断他的右手肘。骨骼一直没长好，如果你拉起他的手，断掉的地方好像多出来的关节似的，他的右手残废了。几年后，他出门碰到暴风天，被狂风刮起来。由于没有右手可撑地，摔下来时折断脖子，之后颈部以下完全瘫痪。他妻子必须照顾他，推着他的轮椅在屋里到处走，养大小孩，出门打猎。“只要我还能干活，这些都不算什么，”她的丈夫觉得自己是她的负担，开始绝食想饿死自己，但她察觉他的企图，于是打破沉默，恳求他活下来。
“没错，”凯琳·乔韩森说：“我们格陵兰人太过亲近了，而我们生活中又有太多重担，我们不想把重担加在别人身上。”
二十世纪早期的丹麦探险家发现因纽特人有三种主要的心理疾病，叙述这些事的因纽特人都不知这些病症何时开始出现。这些病症只发生在极偏远地区，在其他地方都已消失。一位患过“极地歇斯底里症”的男士叙述其为“一股气升起，你那海象、海豹和鲸鱼血所滋养的年轻血气冲上来——悲伤包围了你。你开始觉得焦虑，厌倦生活”。此病症的变形如今还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触发忧郁症或混合状态，很接近马来西亚人所说的“失神杀人狂”（指精神错乱，以杀人为乐者）。“高山流浪者征候群——发生在离群索居的人身上——早期的时候，村人不准他们回到群落，让他们完全自生自灭。”“独木舟焦虑症”是现实错乱，觉得船中进水，自己会沉入水中溺死，这是最常见的偏执心态。虽然这些词现在多是在讲古时才用到，但依然可唤起因纽特人为生活奋斗的记忆。根据格陵兰公共卫生部门的首长何内勃格·克里田森所言，最近在乌玛那克有许多人频频抱怨，觉得皮肤底下有水在流动。法国探险家尚·马劳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道：“爱斯基摩人基本的个人主义特质和他们刻意相信孤独等同悲惨，二者之间有着戏剧化的冲突。一旦被伙伴抛弃，他就会被存在已久的忧郁击垮。团体生活亲密得令人受不了吗？人与人之间都被道义的网牵绊在一起，使爱斯基摩人自愿成了囚犯。”
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你得分清楚困苦的生活与忧郁的状态之间模糊的界线。因纽特人的生活很苦——虽然不能跟集中营相比，也与现代都会中的精神空虚不同，但他们活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西方人习以为常的豪华物质生活。不久之前，因纽特人甚至还不能享受到说出自己问题的好处：他们必须压抑所有负面的情绪，以免影响他们的整个社会。我拜访的几个伊利米那克家庭，都是以保持沉默的方法来度过难关。这可以很有效地达到他们的目的，看得出来，许多人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个冰冷、漫长的冬天。现代的西方人陷入沉郁时，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坚毅的信念，伊利米那克人的故事验证了这个理论，但这种方法有其范围及地区的限制。如前面所说，村里没有一个人会谈论自己的问题，即使是那三位女长老，平常也不谈自己的麻烦。人们常说忧郁症是进步社会里的闲人才会得的病症，事实上，应该说是特定阶层的人才能享受到自由表达、陈述忧郁的特权。对因纽特人来说，忧郁症实在微不足道，这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的遭遇，除非是病情日渐严重到失控，否则他们只是视而不见。在他们的沉默与我们以大量自觉的语言表达之间，有许多陈述和了解精神痛苦的方法。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从某方面来说，它们也决定了什么该消解、什么该加强、什么该忍受、什么该放弃。忧郁症的迫切性、征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