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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四个阶段
       我所划分的人生四阶段是：
       第一阶段是生活与工作的准备期。这个阶段所经历的事情包括接受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获取各项专业资格，在他人指导下从事工作，以及探索故乡以外的世界。“成型”（formation）这个词颇能贴切描述这一阶段。这是“形成”（forming）某一个人的阶段，其中，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是“形成”过程的一小部分。
       第二阶段是主要奋斗期。不论所奋斗的是新工作、为人父母，或其他类型的工作。
       第三阶段是人生后半段的开始。虽然也有可能是第二阶段的延伸，但更有趣的可能性是：展开与先前迥然不同的全新生活闲居养老、无所事事不再是最合适的选择。
       第四阶段是依赖阶段。
       每个阶段大约25年，但对许多人而言，第三阶段或许会延长至30年以上。一直要到第四阶段开始，当我们进入“等候死亡的休息室”时，第三阶段才结束。我们当然希望尽可能延迟第四阶段的到来。
       第一阶段
       每一阶段的成败都与前一阶段息息相关。第一阶段如果成功，第二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便较大，也有助于增加第三阶段的选择机会。因此，假如我们希望整合人生三阶段中的各种机会，以创造某种累积式的人生资产，就绝对有必要把人生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人如果在第一阶段没有死于车祸与毒品，多半可以活到70多岁，甚至80多岁。然而，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进行超越本身经验范围以外的思考：例如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要我们想像50岁以后的好日子，实在有点不太可能。
       社会中的长者需要为年轻一代铺路，一方面让他们能够更容易把人生看成一个整体，同时也要尽可能避免他们过早开始为未来而拼命工作。现代人生理上也许稍微早熟，但我怀疑会有多少人愿意早早展开严肃的生活，或比以前的人更早开始在工作上卯足劲儿奋斗。
       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有必要将第一阶段设定为25年。目前，专业人士的第一阶段已经是这个长短了，他们是拥有高度技能的“知识工作者”，占社会总人口的20％，收入却占社会总收入的60％。他们通常在大学毕业后，直接经历一段学徒期，或先花一段时间取得某项专业资格后，再回头经历学徒期。在德国，要到27岁才能完成这段过程，假如想取得博士学位，更要延长到31岁。如果我们想把新型的“财富基础”——知识与智慧，铺得更宽广、更稳固，便需要延长“形成期”。如果缩短这段时间，我们的新型财产可能也会按比例减少。
        我常觉得像我们这些“符号分析者”很奇怪，一方面为那些年届18岁仍不积极找工作的懒虫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却担心自己的小孩儿在这个年纪就积极投入工作。我们会厉声对儿女咆哮：“你不念大学了吗？难道你不想在工作之前，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假如我们希望整个社会产生更多的智慧资产，便应该对所有人都采取同一标准，并且应找出更多方法，让这个第一阶段准备期的内容，对所有人都有益。对社会而言，如果能及早花钱培养各阶层的年轻人，会是一项比较正确的投资。因为这也许会使他们到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时，更具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我们若吝于在第一阶段投资栽培年轻人，日后便要花更多的钱、更长的时间扶助其中许多人。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主要奋斗期。对不少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在职务上竭尽所能；对某些人而言，则是要辛苦照顾子女。但大多数人所承担的，则是两种类型“工作”的混合。在这个阶段，有必要重新思考时间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掉入其他人所设定的时间牢笼，也许是企业、学校或父母的职责。随着“职业生涯压缩”（compressed career）现象的出现，许多人的第二阶段也大幅缩短，而导致牢笼更显局促。
       如前所述，一般受雇者不再能预期自己一生连续工作45年或50年（共10万小时）。对于位居核心的人而言，假如他们运气好且跟得上步伐，这受雇的10万小时也许要压缩至30年。因为，有些人不愿这么做，有些人无法胜任，更有些人会精力耗尽、蜡炬成灰。即使组织能够发挥更多创意，重新思考时间的问题，而给予员工更多权力控制自己的时间，但还是会有人为了公司而“蜡烛两头烧”，最后化为灰烬。因为未来公司要求工作表现所带来的压力会更大。
       对大多数人而言，第二阶段是个不太均衡的阶段。有些人花太多时间操持家务；有些人花太多时间赚钱，花在学习工作或志愿工作上的时间太少；有人失业时间太长；有人没有时间抛开工作；很多人都知道不应该只顾向前猛冲，而应该注意生活品质，并设法在我们的时间与工作之间重新取得平衡。但说来容易做来难。我们身陷牢笼之内，动弹不得。有些人的牢笼是他的工作场所，有些人的则是他的家。为了完成某些非做不可之事，我们每个人统统都成了囚徒。假如我们真有此感觉，便必须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被终身监禁。
       第三阶段
       最近的一项重大变化是，步入第三阶段的人逐渐增多。对许多人而言，这会是人生最长的阶段，但它也是一般人准备最不充足的、最无法面对的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父辈未曾有类似经验，因此虽然我们明知道每一代各有不同的人生历程，却未能预期这一切的发生。
       第三阶段不是退休的同义词。一般所谓的退休期开始得太早，以致失去了这一时期的意义。未来，某些人的第二阶段会延伸到60多岁，某些人甚至可以延长至70多岁，但这些人是例外。有些妇女会发现，永远不会出现“空巢期”，因为子女长大离家之后，年迈父母会取而代之，迁入同住。大多数人会发现，第二阶段的主要工作将于50多岁甚至更年轻时就宣告结束。至于那些20多岁就达到事业巅峰的人，他们的情况会如何，似乎无人知晓。有人说，游泳选手的巅峰年龄是20岁，网球选手是25岁，我认为这种说法并非歧视年纪大的人。同样的，有人说，军人到了40多岁，冲锋陷阵的作战能力往往不如从前；创意十足的导演在接近中年阶段时，创意往往会减弱；新闻记者到了40多岁时，必须转任专栏作家，否则就要离开这一行，这些说法也都不是歧视年长者的论调，他们不应该绝望。第三阶段无论开始得早或晚，都是一个改变工作组合内容的契机，而并非从此完全停止一切活动。举例来说，有些妇女也许希望在第三阶段提高有偿工作的比例，而他们的配偶却反而希望或是被迫减少有偿工作的比例。
       未来第三阶段人口十分庞大，在多数国家都占掉1／3。他们将比下一代更会花钱，也更会储蓄；他们仍将保有自己第二阶段时的专业能力与人际关系。因此，那时第三阶段的人将会是社会上一股强大的影响力量。他们的价值观、钞票以及选票都将举足轻重。第三阶段的人不是一个同质性高的群体，无论现在或未来都不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假如他们消费所购买的是“时间”，如旅游时间、学习时间、用餐时间，而非“物品”，那么他们这种行为将会影响其他人的工作模式。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讲究服务、重视知识的社会。假如人们在人生的第二阶段所关心的是把事物变好而非变大，那么他们这种想法将会影响我们的优先顺序。例如，在未来，环境问题将获得更多实质性的关注与更充裕的经费；城镇计划也许会更体贴人的需求；人们会更喜欢通过寻求共识以解决问题，而非彼此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第三阶段人口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也许会抗拒改革，让自己躲在富裕或贫穷的角落里，使世界停滞不前。
       第四阶段
       对于追求生命平衡的固有观念，第四阶段提出了最大的挑战。而许多问题才刚刚开始有人探索。例如，人生要到什么阶段才不值得继续下去？谁来决定？如何决定？荷兰首开在特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先例，其他国家也许会跟进。有人担心，这件事永远找不到正确的平衡点，但什么事都不做也同样找不到正确的平衡点。
       比较迫切的是，有关人生最后几天或几年的花费问题。平均而言，人生的最后一年所花的医药费，要比一辈子其他时日所花的还多。这样的比例分配合理吗？假如这笔钱由政府支付，便会牺牲下一代人的医疗品质。条件交换或妥协并不容易达成。我认为，假如大家对于生与死的定义与目的，无法获得更清楚的共识，便不可能达成妥协。
       自由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
       大多数人会按照正常的顺序，走过他的人生各阶段。假如可能，他们会利用第三阶段来填补前两个阶段生活的不足，并设法拖延第四阶段的到来。不过，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许多女性希望在接近50岁时，能够有机会从事属于第二阶段的有偿工作，并展开严肃的职业生涯，而这个年纪恰是未来男性进入第三阶段的年纪；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有弹性，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也有一些人希望延缓第二阶段的到来。他们由于受到第三阶段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的吸引，因此希望先略过第二阶段，在完成学业之后，尽快直接进入第三阶段。假如他们不期待社会提前付给养老金，而能够靠着“第四根支柱”（有偿工作）支撑他们自己，他们没有理由不可以这么做。人生的事业巅峰不见得要在中年。
       变换人生阶段，实际上是第二条曲线原则的一种版本。在曲线上扬之前，总要先向下滑落。我个人曾三次改变职业生涯：先是从石油公司的管理者转为学者，再由终身教授转任教会神职，最后（也许不是最后）成为自由作家。每一次转职都造成我收入大跌。每一次我都是陌生世界里的新人，必须从头建立声望。但是，每一次所遭遇的困难都随时间而逐渐减少，并出现一种全新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比我更有勇气，像为了环游世界而放弃官职；中年转业务农；中途对调家庭中的角色；传教士改行当广告经理；护士改行创立软件咨询公司；企业总裁改当全职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