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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3月2日，10岁的奥地利少女娜塔莎在上学途中突然失踪，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警方仍然没有找到娜塔莎的下落。娜塔莎的失踪案从此成了一桩悬案，警方和家人都怀疑她已遇害。
       然而2006年8月23日，被绑架者囚禁八年的娜塔莎逃离绑匪，离奇出现，一时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在关切她的遭遇的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娜塔莎真的没有任何机会逃跑吗？既然她曾经有单独出去散步的机会，为什么不试着早点逃跑？
       面对心理医生的提问，娜塔莎的回答令众人大吃一惊：她担心这样做会伤害绑架者。并且在得知绑架她的人自杀后，娜塔莎一度显得情绪低落。她曾说：“对我而言，他就像是个父亲般的人物。”她这样比喻绑匪对待她的态度：“他有时把我捧在掌心，有时却把我踩在脚底。”
       心理专家们分析后认为，娜塔莎很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犯罪心理学名词是1973年被提出的：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案，两名劫匪绑架了四名人质，在地下金库将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劫匪向警方投降后，四名受害者却一致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反而感激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其中一个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
       这起案件让人们感到匪夷所思，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由于长时间与劫持者共处，遭挟持者逐渐对该人犯产生了同情与认同，甚至有崇拜的心理，并衍生出休戚与共的依赖现象，认为彼此的命运是不可分的，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
       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相关的还有两起比较典型的案例：
       1974年，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19岁的孙女帕迪被绑架，对方是“辛比由尼斯解放军”，在遭受了绑架者的恐吓和百般羞辱之后，帕迪竟然开始认同他们的理念而自愿入伙。两个月后，她跟随绑架者端着来复枪冲进旧金山一家银行抢劫。那时的帕迪已经像当初绑架她的人一样，认为抢劫银行是证明资本主义财富的不道德。
       五个月后，帕迪因抢劫银行罪而被逮捕。在审判中，精神病学家根据“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替帕迪争取到减刑，但帕迪仍然在监狱里蹲了五年。
       德国女郎尼古拉25岁，是斯图加特南部莫西根的儿科医生。当她与自己的瑞士女向导一起去哥斯达黎加度假时，被一伙手持冲锋枪的劫匪绑架了。
       然而75天后，正当德国人准备庆祝她的获释时，报纸却公布了尼古拉与绑匪双双坠入爱河的故事。对此，尼古拉承认了全部事实。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所思所为，偏离了正常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变态心理，其患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心理变态。
       变态人格，又称为人格异常或人格障碍，一般是从儿童时期的人格缺陷发展而来的，在青少年时逐渐形成，表现类型繁多。其中一种“悖德型人格障碍”近年来颇受关注，患上这种病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从不深思熟虑，有反社会情绪，不考虑后果，无内疚感，不吸取教训，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变态心理还有一种类型是性心理障碍，人们常听说有“恋物癖”、“恋兽癖”、“恋童癖”等，为什么不会有“恋暴癖”、“恋匪癖”呢？绑匪的粗野、强暴、蹂躏或是其他特点也许正好满足了一些具有特殊性癖好者的苛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这样谈到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影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中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已离不开这座监狱。为此，老布不惜举刀杀人，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所以在出狱后，他终于选择了自杀。
       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在绑架中经受体制化的奥地利少女娜塔莎似乎也同样爱上了这个“囚笼”。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事情的真相是：她被绑架，并因此过了八年与世隔绝的生活。
       刘颉摘自2006年9月28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