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年过半百，有时不免悲叹、惆怅，虽想到《
论语》上的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细细回忆，总感到以往庸庸碌碌，好像做过什么，又觉得什么都没做，大半辈子新闻生涯，曾热闹过，也冷落过，为他人作嫁衣，为他人奔走呼号，真正留下震撼人心的篇章，几近全无。新闻前辈们指出过我的毛病，说是“东打一枪，西抡一棒，真正的主攻方向没有”，我当时洗耳恭听，发誓“主攻”，结果我过于热情的个性使然，要抓题材弄稿子，就疲于奔命，自感乐趣。我不悔这种“急就章”，记者的使命就是时代、时效、时闻、时评，就是真实“书记”角色，但冷静而思，五十“知天命”的人是该好好总结总结了，于是自我安慰，蹦出“五十始做学问”的念头。
学问从何来？靠老师，这老师是宽泛的概念，有授业解惑之师，有好友诤言之师，有采访实践之师，更有不经意遇见的小人物之师，“三人行，必有我师”，老师是时时处处都在，取决于自己是否有心、谦逊。靠自学，十几年求学所得的学问（可以说也是最基本的常识）总是有限的，它不能管你终身享用；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知识信息时代，绝大部分学问都是从自学中获得的，每个人的事业常常都是“半成”，每个人的“学识”又常常都是“半瓶”，若是“全成”、“全瓶”，那么不就成了完人了吗？所以，自学便成了“终身学习”的唯一途径。
比起年轻人，五十岁的生理、心理条件正走下坡路，“长江后浪推前浪”，老占着位子会延误人才，而延误的人才会更难成为人才，所以千万不要阻碍年轻优秀俊才的发展，人才的时间性决定其“保质期”，要让优秀人才在其最佳年龄段发挥作用，这点可要想明白，其实也能想明白。有时想不通，看起来是很不痛快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件大好事，年龄大、反应能力差，但人生阅历多，经验丰富，见地深刻，用自己所长，趁自己还年富力强之时，好好补上年轻时的“缺憾”，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钻研学问，何尝不是好事！
历史上不乏“五十始做学问”的学者乃至大师，比如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些大学问家，大半都从“知天命”年龄段开始，呕心沥血，潜心修学，匡正谬误中容忍不同意见，每逢大事有静气，心如明镜，学眼犀利，神态肃穆，懂得真正的学问家不是“赶场子”、“凑热闹”所造就的，不是让人顶礼膜拜、盲目推崇，成为毫无新鲜思想的一具土偶；相反，而是具备属于自己独特个性、生动活泼地传播与接受、并可以批评修正和完善补充的思想，悟到这个过程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备的，面对前面的学问之路，不靠别人，而由自己来走。
也许在当今普遍存在浮躁风气状态下，五十岁的年龄显得沉稳，即有相对稳定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可以从容不迫地走进“学海”，可以不急不躁地“潜泳”。从而高看一眼，深想一层，真正体验“学海”的广阔和“学海”的高深。是的，人生五十历经沧桑，自可抵御某种浮躁和浅薄，也可思索某些学理和知识，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定不变。我想，敬业对一个学问家而言，不仅需要，而且也能做到，但志业未必人人皆行之。光敬业是远远不够的，志业——对学问的忠诚、志向、志气，可以说未必个个都能做到，比如对各种名利诱惑、荣华宝贵，如何坚守“学位”——学问人自己的“岗位”，常常会忽悠或者飘然。
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五十岁以上的人，学有所成，便忙于做官、应酬，或忙于经商、钻营，那不是“志业”，而是再一次“择业”，即离开自己的学问之路进行新的抉择，也许会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做官做学问两头兼顾，两全其美，以官荣学，以学荣官，但学问之路并非如此简单，并不是官职越大，学问越多。也有例外，像柳宗元、王安石等，官做得甚大，学问也多，可我始终认为他们这些“大官”、“高官”主要影响在于政治上，是凭借政治地位的影响而使其文名大盛，加上历史学家的笔传，学问家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在学界和民间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而作为一个专门领域的学问专家可能未必会如此赞同，因为皇帝的地位还要大，历史上真正学问皇帝，至今有多少？
我的意思是“五十始做学问”包含大器晚成之意，要有“十年磨一剑，未敢露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挡”的精神、气概，更要有兢兢业业、甘坐冷板凳的治学态度。此论或许会被嗤笑“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也罢，人各有志，各人头上一片天，对那些官场得志、横空出世的俊才们确实不适用，别人春风得意，何必去饶舌！但我对真正有志于自己的专业学问的年轻人也有真正的劝告，不妨从年轻时代打下扎实基础，“四十”或者“三十”始做学问也未尝不可，因为有闯劲，不迷信权威，但学问之路是漫长而遥远的，在这条道路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不少，“大浪淘沙”的铁律是无情的，不准备好自我牺牲、自我吃亏，要取得成果是很难的。“五十始做学问”，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和最佳的时段，如是，也会产生真正的学人。但愿我们这样的学人多些再多些，这才是我们中国学界的真正希望，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真正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