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文字之关系之深远大概是罕见的，圣人们也一向重视文字的功用。“子产有辞；仲尼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左传》），也正因为此，后世的文人对于书写过程中的修辞、格式投以极高的注意。但也早就有人说过：“自六经为文言，此外虽《
论语》亦语录耳”，足见口说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也有崇高地位。但是，随着制度的演变、传播的扩大、文明的发展，书写语言的地位日渐重要。在口语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之中，为了适应各种需要，人们添加了许多的修饰和变化，以至于有时根据书写文字反而不能把握原来的意思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围绕着口头与书写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无数次的论战，每一次论战都产生在深远的政治或其他的社会背景之上。中国历史中围绕圣人经典的微言大义的争论是人们熟悉的故事；在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文学家们利用自己的方言、口语对抗帝国的普遍语言，最终通过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建构民族的认同。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的近代民族语言的形成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朝戈金文章中提及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等理论的出现大概都与这一民族主义的历史有关。
从“五四”时代收集民歌的运动，到三四十年代倡导大众语、民间形式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不止一次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口语、方言和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中。就像巴莫曲布嫫所描述的，在现实中，口语和书写语言总是相互纠缠，前者包含了对后者模仿，后者包含了对前者的吸纳，例如，互联网和手机上短信息中的语言比报纸、书籍和其他印刷文化更接近于口语。她对凉山彝区文化的发掘和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与这个口头文化仍然起着极大作用的社会相比，中心城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传播极大地依赖于书写文化。在大量的历史著作里，精英阶层总是能够占据自己的位置，而那些普通人的记忆却总是消失于日常生活的流逝之中，以至于许多历史叙述看起来就像没有背景的皮影戏，芸芸众生成了一片衬托几个影子的白色的背景。因此，口语和书写的关系也是社会权力问题。郭于华在这里给我们讲述的是陕北骥县的农村妇女的历史叙述，在突破了重重困难之后，她带给我们的是有关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活生生的记忆。那些鲜活的语言呈现的不是一些孤零零的事实或者官样文章式的判断，而是这些劳动妇女的最为日常的感觉、感情、欢乐和痛苦。
二十世纪的语言运动曾经以“言文一致”为目标，但在我们的书写文化中，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正如郭于华、巴莫曲布嫫的文章提示给我们的：言文一致并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权力问题——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生动议论虽然切中时弊，却必不如大报或中心媒体更能引起注意。但为什么恰恰是这样的口头文化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