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中年汉子站在唯一的空座位跟前大声谦让，你叫我坐，我叫你坐，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趁机把那个座位占了。两个中年汉子面面相觑，恨不得一起动手掐死那家伙—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就是我在这里要说的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存在主义是奥内蒂脉管里流淌的血—因为“人生就像一个白痴讲的故事，充满了骚动的喧嚣，毫无意义”。 奥内蒂写的是雾气弥漫的城市……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一直是他心中永不消失的梦魇，他所历经的每一人、每一事、每一物都清晰地折射在他的悲情文字之中，所以有“拉丁美洲城市小说创始人”之称。
《造船厂》写的是一个叫拉尔森的主人公，他渴望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屡屡失败，就连追求厂主的白痴女儿也难以得手，终于以悲剧而告终。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故事寡淡得也不能再寡淡了，通篇都是漫无边际的回忆和漫无边际的联想，什么时候把你看烦了看得火冒三丈了，什么时候算完。
奥内蒂笔下的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小说家穆时英的不同，穆时英的城市是建筑在物质和欲望的基础上的，由夜总会、狐步舞和长了“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的舞女所组成，而奥内蒂的城市则是荒谬的、阳痿的、死气沉沉的，所以他说：我写作时是处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我的心也被锁住了，我多次感到极度的消沉，总有一种死神临近而不是生机勃勃的感觉……奥内蒂把这种感觉也传染给了我们，他用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对立和交叉以及类似“苔藓在乱堆里生长”和“铁锈吞食金属”般的沉闷语言，把他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一点一点渗透给读者，令人绝望到了极点。
但不能否认，他影响了整整一代西语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说：我们拉丁美洲作家都欠了奥内蒂一笔还不清的债。就我而言，他的书最大的好处就是绝望之后，会为自己不是书中的困顿人物而倍感欣慰，不禁长舒一口气，对自己的现状满意了许多，觉得越活越有滋味。
西方人说如果让英国人做警察，让法国人做厨师，让德国人做工程师，让意大利人做情人，让瑞士人做杂役，那就是天堂。而奥内蒂所创造的圣玛丽亚市居然让英国人做厨师，让法国人做工程师，让德国人做警察，让瑞士人做情人，却让意大利人来打点杂务，那自然是地狱无疑。
老头儿折腾了一生，中学辍学以后，做过大户人家的门房，做过酒馆的仆役，也做过球场的售票员，最辉煌的是担任《前进周刊》的社长，可惜，因为言论激进，很快就被迫停刊。不久，又因一部书得罪了军事独裁政府，被监禁之后，走上了流亡之路，躲在马德里的一所阴暗的公寓里，幽居起来。奥内蒂在马德里的生活状态跟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状态十分近似。那时江津人都不晓得形单影只的陈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只见偶然有人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穿得也很体面，人们就以为他很有钱，偷儿也来光顾，弄走了两个箱子，打开一看，都是写了字的稿子，偷儿气坏了，一把火给烧了……奥内蒂也是这样，直到他死了，马德里市民才知道这个近乎于漫画式的胖家伙却原来是西语世界的一代文豪。
奥内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床上度过的，饱受肝病之苦，1994年的春天他告别了这个灰色的人世，乌拉圭政府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带回到祖国去，但家人遵照死者的生前意愿，拒绝了，就葬在了马德里的雅慕黛娜圣母公墓。
我所看到的奥内蒂作品的中文译本，截止到目前，除了《造船厂》之外，还有一部《请听清风倾诉》，均纳入云南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之列，前者由我十分仰慕的赵德明先生翻译，后者则由徐鹤林先生翻译。
(常玉摘自2006年7月28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