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也是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代宗师和货币主义理论的伟大创始人。在本文中，弗里德曼讲述了他与妻子罗斯在1980年中国之行的经历，读者可以从他的笔触中了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状态，以及他对中国当时走势的判断。
我们的第一次访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我收到通知，我已被提名，估计是由中国方面提名。
从北京到长春、上海
我们于1980年9月22日星期一到达北京，10月12日离开广东，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星期差一天。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罗元铮教授到机场迎接我们，由他负责我们在中国的访问。在中国期间他和小林一直陪着我们。由于日程冲突，我们比计划晚到一天。虽然我们通知了外交部行程变动，但是他们没有及时通知罗教授，结果他头一天就去了机场。更有甚者，虽然我10天前就将讲稿的复印件航空邮寄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据我所知，直到3个星期后我离开中国，他们也没有收到。幸好我还有一份复印件，可以让罗教授给翻译。这是典型现象：在小事上极富人情味，极有效率，在大事上严重官僚主义及低效率。
｛罗斯｝ 刚一到，罗教授就通知我们，虽然已经告诉我们将住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但是现在我们要住到离城10公里，位于郊区的一个新建的饭店。罗教授解释说，他们决定将我们安排在那儿是因为北京饭店太吵，人太多。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不高明的借口，因为这个位于郊区的饭店不仅是二流的，而且吵得让我们无法入睡。更有甚者，住在这里，每次演讲之后，坐在颠簸的车里往返于市区与饭店之间，要多耗费许多时间，这部分是由于自行车造成的道路拥挤。在见到罗教授的第二天，我们告诉他除非给我们在城里找一个住处，否则我们要缩短行程返回美国。这时我们知道了换饭店的原因。北京饭店有一个等候房间的排队表，社科院显然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我们弄到一个房间。
邀请的客人因为住房糟糕要走的威胁逼得他们努力想办法。他们派了一个人全天在饭店等候，只要看见有客人退房就立刻行动。两天后，他们为我们在北京饭店弄到一个房间。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参加上午的讨论会。讨论中间，我和小林乘出租车返回郊区饭店，收拾行李搬到北京饭店。讨论结束后，罗教授和米尔顿坐车从社会科学院到北京饭店。我们正好同时到达。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体现典型北京服务的有趣的小插曲。搬运工就站在大门里侧附近，但是没有人出去搬行李。罗教授和米尔顿把行李从车里搬出来，再搬进饭店，有些包很重。行李一进入大堂前厅门里，搬运工就过来提包，放在推车上送进我们房间。我进入房间的第一个印象是：“它让我想起了俄国。”浴室看上去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清理过了。
｛米尔顿｝ 我事先问过罗教授如何付小费，他说：“噢，不，不，不用给。”这就是不给小费的服务标准的好例子。
在北京停留三天后，我们前往长春，在长春我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了一次讨论。长春是日本占领下伪满洲国的首都，也是末代皇帝的居住地。末代皇帝被废黜后，又被日本人立为满洲国的傀儡。中国已将长春建设为重工业中心。长春还有一个吉林大学，它是在日本人创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也是社会科学院的分支机构之一，这就是它在我们演讲日程表上的原因。
我们住的饭店建于20多年前，显然是为举行会议而建的。但是据我推测，它主要是中国的领导人休养或是度假用的。饭店是庄严的斯大林时代风格的石头建筑，建在一个大公园中，公园风景秀丽，有许多小路和树木，园内分布着一些精致的住宅，这是为党的领导人建的，但是我们住在那儿时，那些住宅都锁着。整个地区被牢固的栅栏包围着，入口处有大铁门，由几个卫兵看守——显然，它可能已经完全关闭了。
住房设施，特别是食物，显然比北京饭店好，印证了西蒙·利斯在《中国的阴影》中所说的，一般而言，在省里比在北京吃得好。
第二天我演讲的地方在我们住的同一个楼内。房间大而豪华，有很大的前厅，前厅悬挂着巨大的画，画面上是比其他所有的人都高的毛主席，慈祥、和蔼、容光焕发，围绕他的是充满敬仰的、漂亮的、衣着鲜亮夺目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各族人民代表。
我们震惊于房间的豪华与当时在座的人之间的反差。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群刚下夜班的工人，累得要死，穿着工作服。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穿着相同的制服——裤子及毛式外衣，多数人看上去好像多日来一直穿着他们不合身的衣服，从未更换过。许多男人戴着帽子，整个演讲期间一直戴着。少数人穿着平整、合身、好一些的衣服。依我从机场过来的经验判断，穿得好的不一定是上层人物。在到机场迎接我们的一群人中，有两个据推测是领导，和我们一起坐车到饭店，其中一个穿得像个工人，另一个穿着裁剪精美的西装。工人风格的是研究所的副所长，是高层领导，而另一个是所长助理。
听众和在北京一样，由两组年龄悬殊的人组成：多数是年长的，少数是年轻的。年长的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老，仿佛他们一直过着艰难的生活。罗教授在乡下干过两年体力劳动，而另外两个晚间为我们举行宴会的当地教授则在农村干过三年。这样的故事在我们所到之处不断地被重复着。
午饭后，我们开始讨论，主要是和学者。我们讨论了通货膨胀、货币理论及相关题目。当一位学者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问题时，我非常没有外交手腕地坚定地声明，我从不相信有这样的矛盾。我本应在此处打住，但是随着讨论，我不由自主地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预见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老百姓要比共产主义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得好得多。
后果是一天后，我们被礼貌地告知，我是错的。罗教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由一位来自社科院的专家指点了几个小时。他扮演的是许多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这位专家本质上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蒋介石在继承了孙中山的位置后，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所受的迫害使他们无路可走，只有接受共产主义。他坚持当时共产党人只是在寻求一个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中的同盟者。专家将联合政府失败的所有责任归之于蒋介石的叛变。
然后他为我勾画出一个早期共产主义中国的轮廓。他坚持最初的五六年一切都进展顺利，共产党邀请小资本家（不是四大家族——他们已经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合作，因此有了六七年的经济繁荣。然后他说，发展冲昏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他们相信自己能把经济集中。他们没收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财产，给他们某种股票。然后他又概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随后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他坚称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些被没收财产的资本家又恢复了名誉，他们被剥夺的财产获得了补偿。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神奇的谈话，广征博引，完全真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纠正我们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共产主义历史的无知，以便我们以更友好的态度对待之。
｛罗斯｝ 有一天我们和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共进午餐。他们在长春教英语，在这里生活很愉快。他们惟一的抱怨是几乎没有机会与学生以个人身份面对面交往，不许他们和学生一起吃饭或在教室外见面。我们也为同样的遭遇而烦恼。除了官方“宴会”和正式用餐外，我们总是在结束上午活动后回饭店，自己吃午饭。如果下午有活动，我们再被送回相应的地方。即使是在我们旅行时或是与罗教授和小林住在同一饭店时，也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吃饭，我们在另一个餐厅。我们只有两次机会脱离这种模式：一次是在杭州，因为我们到得太晚了，餐厅已经关门了。为了让我们解饥，饭店人仓促弄了一些面条汤给我们四个人吃。第二次是前往桂林在一个机场停留时。罗教授说外国人餐厅的价格要比中国人餐厅贵几倍。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因为他们和我们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而且所有餐厅都是政府所有，政府经营，这就好像是记账、转账。在我们后来几次旅行中，没有再看到这种情况，因为不是政府资助的。
｛米尔顿｝ 我们从长春返回北京又停留了几天，又做了一次演讲——“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运用”。我们还在北京观光，游览了迷人的故宫、紫禁城内的园林及喷泉，还有长城。我们由王光美女士陪同去看了一次舞蹈演出，她是刘少奇（中国前任国家主席，他被投入监狱，受尽羞辱，最终受迫害至死）的遗孀。她活泼、聪慧、机敏、平易近人，我们和她交往非常愉快。社会科学研究院的领导用“宴会”招待我们，这类吃饭总是被称为宴会，物资部副部长出席了午宴。
如果我们需要理解在不同经济体制之下并相互隔绝的人们之间的误会鸿沟有多深，这次午餐最有帮助。这位副部长很快要前往美国考察经济，他希望我们帮助他决定会见什么人。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我和罗斯吓了一跳。我怀疑，在美国根本不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无论他多么不懂经济学。但是一个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人问这样的问题完全是正常的。他习惯于这种做法：由某人决定谁从谁那儿得到什么——谁从谁那儿得到工资，谁从谁那儿得到物资，等等。我最初的回答是建议他参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许多商品，如小麦、棉花、金、银等都在此交易。这个答复可想而知让我们的主人困惑，因此我继续努力解释：在美国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委员会的人，负责物资分配。美国有商务部和内务部，但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关注物资的生产与分配。中国或苏联那种意义上的“负责物资分配”的人或政治团体在美国是没有的。
｛米尔顿｝ 10月3日我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做了一次演讲，主持了一次讨论。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游览苏州，
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途中，我们吃了在中国期间最好的一顿饭，是由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宴请的。他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对美食的爱好，还因为他的才干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我们在后来到中国的两次旅行中再次见到他（每次都有新的职务），他在我们后两次访问中间到旧金山看过我们。
汪让我想起了芝加哥市市长戴利，他有着同样开朗、宽厚的性格，非常友好、快乐。他显然既喜好美酒，又喜好佳肴。这时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只有三个月，显然是从北京派下来监督上海是否执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他坚决支持改革，而且很有兴趣在经济中引进很多的竞争机制并使之更多地依靠市场。1988年我们见到他时，他仍在上海，但不再是副市长，不过显然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到1993年时他在北京，领导一个研究所而且仍然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有性格魅力的人。
｛罗斯｝ 我们最不寻常的经历之一是为数不多的几次在上海散步，没有罗教授和小林陪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说他们想练习英语。很快就看出来他们是想通过某种方法让我们帮助他们出国。两个人中年龄稍大的一个说他学的是化学，现在的工作也是化学专业。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躲起来，没有工作，为的是逃避被送到农村去。年轻的一个干脆直接问我们是否愿意收养他做儿子。我们总算找到借口让他走开，夺路回到饭店。
关于1980年中国的一般结论
知识界的气氛 一开始我们对知识界的开放性非常惊讶，他们提出了广泛的问题，愿意接受并发表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批评等等，但是很快就发现这是表面现象。毫无疑问，现在可能有着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宽松的气氛和更开放的讨论，但也有一种倾向：多提问题而不是表达观点。
有一种说法：文化革命是亿万人民推动的，并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扬与欢呼。我开始也根据这种说法来考察当前的情况。某些文革的支持者肯定仍然持这种观点。我要问的是：我在中国没有遇到一个说文革好话的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总是遇到尴尬的沉默，或是迅速转换话题。
对经济学的了解程度〓主要官员都受过教育，他们在一个由中央计划和控制经济活动的社会中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读过中文与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没有去过任何西方国家。少数人去过西方，也只有浮光掠影的经历。他们对国外其他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也有一定了解，但是对市场或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无知。
专业经济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年长者，如我们的翻译，30年代末或是战后初期在英国或是美国受过教育。他们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足以理解相关观点，但是比他们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持怀疑态度。我的一个学生，在过去的30年中，绝大多数时间主要是教授英语。那些尽力在经济学领域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对最近几十年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所知甚少。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中国（少数在日本）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他们对“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学只有一些模糊而又多数是被误导的理解。现在因为要进行经济改革，试图引入市场机制，所以他们急于学习市场如何运作的知识。而且因为对外开放，能接触更多外国学者和专业著作的可能性，及与海外华侨的接触，唤醒了被强制压抑的好奇本能。再加上海外华侨及台湾（已经允许谈论台湾了）的富裕与中国内地的贫穷落后之间的对比，更增强了这种好奇心。
无知与兴趣的混合造就了好奇。例如我惊讶地发现人们对哈耶克的著作的兴趣，其中包括在中国出版的介绍他的文章及他的某些著作的中译本。同样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手拿着《自由选择》日译本的影印本（这在日本出版不过是几个月前的事），他们曾在日本学习过，而且更为惊讶的是已有在中国出版我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的计划。
北京、上海、广州的不同之处 几个城市讨论会的与会者在素质与兴趣上有明显的不同。在北京政治气氛浓一些，学术气氛淡一些，人们对西方的情况也了解不够（银行界除外）。说英语或懂英语的人在上海明显比北京多，甚至比广州多。这种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差异是可以预料的。
经济状况及前景〓我回来后，在给提供资助的委员会的报告中概述了我对中国经济状况及前景的估计。我引一些报告的内容，为了确定现在的判断不是后见之明。
就绝对水平而言，中国的经济非常落后。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我们只看到一个公社在城市里有市场），工业生产的产量也极低。与我们访问过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建筑物的维修水平低得可怜——即使是一些相当新的大楼似乎也已破旧而且急待维修……
我们不断想起印度，但是两国有某些重要的区别。最明显的区别是你在中国城市的街上不会像印度那样见到乞丐，你也几乎看不到有人衣衫褴褛或是看上去在挨饿。中国称他们至少在我们看到的大城市已经建立起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他们告诉我们在许多边远和落后的地区情况有所不同。考虑到发生的变化，相对原有的水平，情况要更复杂一些，在过去的3年左右时间里，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将其归功于副总理邓小平领导下采取的新的“务实”政策，他显然是这一政策的制订者。
我自己的印象略有不同。一般认为，在一个经历了动乱、正常秩序被破坏的社会里，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并提高。德国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恢复就是例子。同样，中国内战结束后，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束，也出现了几年迅速的发展，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没有持续下去。
随后，毛泽东的试验——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再次造成了难以置信的混乱。当秩序得到恢复，经济就会出现迅速的复兴。我认为这是一个比邓小平改革更本质的解释，而邓小平改革的大部分内容还只是在纸上。
这场改革——试图引进市场机制，加强与西方的交往，鼓励外国投资等等，令人向往。但是，检验改革措施是否能执行，是否有效果还要看未来。潜力是巨大的，因为现在的水平极低。这不能归之于某个人的性格或是自然资源的缺乏，总之，要反驳这种解释，有必要看看中国人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取得的成就，这些地区，资源大不如中国内地。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取得成功，惟独除了在中国内地呢？解释肯定是因为组织方式与对经济的控制——这个解释也被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低水平经济的事实所证实。因此组织方式与控制的改变能开发潜力，创造与日本、德国、还有最近的智利相提并论的经济奇迹。
我的结论是，随着新近宣布的一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中发挥作用，在今后几年内会出现可以想象的进步。同时，我对这一进步能否长期持续表示悲观。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终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