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有个心理学研究小组，为搞一项调研，去了医院的妇科产房。就在这个连孩子爸爸也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他们得出了个小结论：在医院产房这个地方，好消息传得快—如果一个健康的孩子出生了，护士就会怀抱婴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产后的母亲以及那些产房外面着急等候的父亲；然而，一旦发现了某个孩子身体上有残疾，谁也不忍心传递这个坏消息，所以，坏消息通常比好消息慢了几拍。
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重大研究成果，在心理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岂不是小菜一碟。但我喜欢这项研究发现，我喜欢像医院产房这类地方好消息比坏消息传递得快。
如今，打开电视或者报纸，我们总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飞机坠地或火车相撞，战火纷飞中的残肢断体，大地震，大海啸，这些灾难性信息是以光速来传递的。而好消息不仅少，通常还会慢几拍。当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新华社在报道这个灾难性新闻时抢了头功，据说，比全球各大通讯社快了几秒，很沾沾自喜了一番。但是，快了几秒又能怎样呢？
除此之外，每天获悉的一些糟糕透顶的“科学新发现”，也是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东西。这也不能用了，那也不能吃了，生活方式得改变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科学新发现”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得出了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弄得我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在互联网上，坏消息点击率总是很高，而问津好消息的人很少。仿佛坏消息生来就有翅膀，好消息却沉沉的飞不起来。如果有谁不相信这个事实，可以打开电视看一看新闻，或者随便打开一张当天的报纸，掰着手指计算一下，看看是哪种消息数量惊人。
美国有个叫拉斯普贝利的专栏作家，在谈到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现状时说:“全是一些呜呼哀哉的东西，听到坏消息时我们都感到极大的惬意。我们上瘾了。”
是的，我们简直是上瘾了。我们已心态失衡，失去了自我判断。
有人总是对坏消息信以为真，对好消息心生疑问。这里世风日下，那里人心不古，一说起商人来，都是奸商，一说起贪官来，当官的没几个好人。这种例子一抓一大把，而得了坏消息综合征的人呢？也是一抓一大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不是说要封锁坏消息，让媒体报喜不报忧，灾难性新闻可以让我们预警，阴暗面可以让我们认清邪恶和黑暗，以便在攻击邪恶和黑暗时毫不留情，但我们也要腾出时间为善行鼓掌，为光明喝彩。这也就是美国作家富尔姆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听一些好消息来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呢？”
我常常想，今天马拉松长跑这项运动，是为纪念当年那跑回雅典而累死了的士兵的什么呢？是为他前面那句“我们胜利了”，还是为他后面那句“战争结束了”呢？我想，还是为“战争结束了”这句话的成分多一些。而作为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该为医院产房的方式高兴呢，还是该为新闻报道那快了的几秒拍红手掌？虽然我们没办法控制坏消息的速度，但我们可以这么想，当我们老了，生命终结了，别让我们嘴唇最后吐露的仍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
（辛蓓摘自2006年10月27日《黑龙江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