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气氛优雅的饭店里，法官、律师、大学法学院的教师和报道法制新闻的记者四个人一边就餐，一边高谈阔论。
服务员：先生，您要的蔬菜。
法官：我刚才没要芥兰，要的是蒿子秆儿。
服务员（为难地）：对不起，我记错了。先生，您可以不要蒿子秆儿吗？芥兰也挺好的。
法官：为什么我不能要我想要的蒿子秆儿？
服务员：对不起，先生，是这样的，我们饭店的管理制度很严格，要是我把菜端回去，就会被经理记过、扣奖金。要是累计记过达到了一定的次数，我还有可能失掉这份工作。您帮我这个忙好吗？谢谢您了。
法官（斩钉截铁地）：不行，咱不能帮你钻饭店管理制度的空子，把菜篮子端回去，把我的蒿子秆儿换上来。
律师：服务员，没事，你把菜篮子就搁这儿吧。
服务员看看法官，又看看律师，低头说了声“谢谢”，放下小菜篮，迅速退下了。
律师：为了避免这个服务员失去工作，牺牲我们几个人的胃口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官：不是牺牲胃口的问题，制度规定，这个服务员就应当为她的过失承担责任。
律师：总不能一点不讲同情心吧？更何况，制度可以约束服务员，但是却不能约束顾客，顾客已经宽容了她的过失，有什么不好呢？
法官：可是，你想过宽容的后果是什么吗？它的后果就是，服务员可以违反制度却不被追究。你能说清楚宽容和包庇的界限吗？正所谓“法不容情”。
记者：我不同意你这话。这里的管理制度也太苛刻了，要是顾客再没有人情味，服务员还怎么过呀？
法官：你没搞清这里面的关系。制度之所以苛刻，恰恰是因为有许多顾客像你们这样宽容，这实际上正纵容了服务员不断地犯错，也因此对饭店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此，饭店才采取了“惩一儆百”的做法。
教师：有道理。
律师：你们两个冷酷的家伙才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呢。事实是，正是由于制度过于苛刻，才引发了顾客的怜悯和宽容。
教师：也有道理。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对考试作弊的学生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处罚，结果反而降低了作弊的抓获率，因为监考教师不忍心让学生因为考试作弊的小过失而承担失去学位证的风险。可不管怎样，饭店的制度与工资水平是配套的，如果饭店的制度苛刻，那么服务员的工资也相对高一些。较高的工资是一种预先的补偿，这种补偿归根到底是由顾客来支付。
法官：其实，顾客之所以宽容服务员的小过失，或者是因为懒得惹麻烦；或者是顺水推舟送个人情；或者炫耀自己的大度。这种行为并不崇高，大多数顾客的人情味在本质上是自私的。
律师：即使是自私的，也可以减少冲突和纠纷，并节省消耗在报复和诉讼上的费用。必须声明，我可不是出于自私的人情味。
记者：说到同情，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有个女孩和她的爷爷在沙滩上看到一大群小海龟在垂死挣扎，于是，女孩决心拯救小海龟，把它们一只只搬到海水里。爷爷劝阻女孩：海龟太多了，你无力拯救所有的海龟。女孩却说：多救一个，就少死一个。
这时，教师悄悄离开桌子，走到远处侍立的服务员身边说了些什么，又迅速返回。
教师：但是，假设海里供海龟生存的资源是一个定值，那么，女孩每拯救一只小海龟，在理论上—将导致另一只女孩看不见的小海龟因此而死亡。同样，假设饭店老板雇用的服务员在数量上是一个定值，那么，律师在减少其中一个服务员失业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另一个服务员被辞退的风险，而另一个不幸的服务员对于律师来说是“不在场”的。因此，如果我们还要同情大量“不在场”的服务员，那么，最恰当的做法反倒是维护制度的尊严。
法官：你宽容了一个犯错的服务员，就是对其他未犯错的服务员的不公平。
记者：你们这些做法官的就是这样，会把一个痛改前非的罪犯判处死刑，会对企业主辞退一个个生活贫困的员工无动于衷……你们一边这么做，还一边问心无愧地宣称，“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法官：“痛改前非”不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生活贫困”也不是法院拒绝强制执行一份劳动合同的合法理由……
教师：我支持法官。如果对“痛改前非”的罪犯网开一面，那些没有“痛改前非”的潜在罪犯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只要他们对自己的表演才能非常自信；如果禁止企业辞退“生活贫困”的员工，企业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和“生活贫困”的求职者签订劳动合同，这会降低“生活贫困”者的就业率，使贫困者更加贫困。总之，你不能只盯着眼前的罪犯、眼前的贫困员工、眼前的服务员，要知道，还有更多的“不在场”的受害人、“不在场”的贫困员工、“不在场”的服务员的处境需要你去面对呢。
服务员端着一个小菜篮过来。
服务员：蒿子秆儿来了。
法官：咦，怎么回事？怎么又来蒿子秆儿了？
服务员（看着教师）：是这位先生刚才另点的。
……
（董期摘自《博览群书》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