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何绍武先生的口述作品。何先生生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在本文中，随着何先生的回忆，许多进入历史的人物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家冯友兰。这些我们文史领域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作者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讲述了在他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中一些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形成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若是有本质的改变，我想是非常罕见的。闻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温德先生的话。温德先生是闻先生多年的好友，1945年民主运动的时候，他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只有我和徐钟尧学长两个人上。一次温德先生和我们谈起闻先生，说：“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温德先生的这句评价非常中肯。闻先生是个热情的人，早年追求唯美是一团热情，后来和梁实秋、罗隆基参加右派组织，搞国家主义，其实也是一团热情。西安事变爆发后，闻先生拥蒋反对张学良，在教授会上痛斥：“怎么能够劫持统帅？！”当时很多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真杀了蒋介石，肯定要发生内战，岂不给日本制造了机会？40年代，生活艰苦了，闻先生亲身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又满腔热忱地投入民主运动。闻先生晚年讲诗（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一首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特别欣赏，在他的《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曾把这首诗评价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当然这首诗写得的确很美，我也非常欣赏，不过除了浓厚的唯美倾向，却带有几分人生幻灭、虚无颓唐的味道，好像和他民主斗士的形象不大合拍。所以我以为，闻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贯之的，本质上还是个诗人，对美有特别的感受，而且从始至终都是一包热情，一生未曾改变过。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其实同样可以问：如果闻一多活着会怎么样？仅凭一包热情，恐怕也不会畅行无阻，我这么想。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保留自己的意见。现在很多文章总是特别强调闻先生生活穷困的一面，比如联大时期闻先生给别人刻图章，现在都说成是他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我觉得也不单是这样。闻先生早年是搞美术的，又会绘画，又会雕刻，现在北大西门一进门的地方有座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面的篆字就是闻一多写的，落款“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额”，写得非常好，而且只有公认的大手笔才有资格题这个篆额。所以，搞美术乃是闻先生的本行，写字、篆刻都是他的专业。当然他也是因为贫困，挣点钱补贴家用，但如果过分强调为生活所迫的一面，刻字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谋生手段，不免有些过分渲染的味道。
吴晗印象
吴晗是专门研究明史的，当时任教云南大学，钱穆离开西南联大以后，中国通史课人手不足，就把他请来教中国通史。
吴晗的课我听过，可是不大欣赏，因为他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他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大好。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昊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第三件事情。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有一年的第一次考试全班都不及格。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周培源先生教物理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力学，据说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有点像《
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大家也吃他这一套。可是当时吴晗辈分很低，还是个青年教师，这种做法难免给人一种妄自为大的感觉。同学们派代表和他交涉，首先自我检讨没有学习好，然后表示老师的教法是不是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当时上课的同学大概还有人不会遗忘这段插曲。解放后我看吴晗写的检讨，总觉得他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e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不给别人立？比如赵九章，气象专家，两弹一星的功臣，“文革”受迫害自杀了，可是没给赵九章立像。再比如叶企孙，物理学的元老，“文革”的时候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死得很凄凉，但也没给他立像（按：清华大学现已为叶企孙立像）。我并不是说吴晗不可以立像，不过比他更优秀的人太多了，讲学术，他比不上陈寅恪、王国维，讲影响，他比不上梁启超，讲贡献，他比不上叶企孙，赵九章，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冯友兰先生
前不久我在《科学文化评论》杂志上看到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就我的记忆，国民党当政二十二年中（1928—1949年）仅举行过这么一次，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就是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就拉开距离了。那时候国民党也曾表示出一副民主的姿态，街道上贴出选民榜，要在基层进行民主选举。友人王浩告诉我，一次和冯先生谈话时说到此事，王浩说这只是故作姿态，冯友兰答道：“不能这样说。既然当局肯这么表示，就说明它真心要这么做。”一个大哲学家，天真得宛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
史记》和《
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冯先生一生也有非常真诚的一面。解放之初他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复信说：“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文革”以后，他给梁漱溟写信，说：北大哲学系的老人现在只剩我们两人了，希望能见一面。梁漱溟回信说：你“谄事”江青，我不愿意见你。如果是别人，大概不会再提这事了，但是冯先生非常有意思，这个他也拿出来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确实也很难得。
80年代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先生荣誉博士学位，那次的行礼会非常有意思，无论对中方、对美方都非常有意思。美方有个致辞，表彰冯先生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其实指的都是他解放前的贡献，而这一部分恰好是他本人早就彻底否定了的，可是现在却要为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冯先生的答词也很有意思，绝口不提那些美方所谓的贡献，给了一套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法，他说：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但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等。然后就行礼如仪，把荣誉证书接到手中。双方犹如演出一场滑稽戏，究竟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这一点倒正好象征当时中美双方的关系，各说各话，实际上又完全对不上口径。
我想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还属于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旧时代里，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多其他的路可以走，比如爱迪生只念过小学，现在的比尔·盖茨，大学念了两年并没有毕业，他们并不需要依赖官本位这张皮。可是中国过去除了官本位没有其他出路，知识分子只能靠依附专制皇权得到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