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每两年举办一届的“当代艺术展”中，马德里美术馆每届都要举办“心灵摄影展”，展出数十位盲人摄影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中大多视力有严重残疾，有的则完全是盲人。
叶夫根·巴夫恰尔：相机是我心灵的眼睛
—“我觉得是上帝让我变成盲人，好让我以心灵记忆我的国家永远都是美丽的。”
摄影师一边用左手抚摸着阿兰布拉宫殿的墙壁，一边用右手中的相机记录下眼前的一切。黑暗笼罩了庭院，让周围变得无比寂静，闪光灯瞬间又照亮了一切，但声音传感却发出光度过强的警告音。于是，摄影师需要凭直觉再拍摄一次，在按动快门的时候，他尽力屏住呼吸。拍摄结束，摄影师自己却无法看到效果，需要身边的助手轻声向他解释。
这幅摄影作品被收录进了一组题为《看不见的庭院》的作品集中。这幅作品的作者便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盲人摄影师叶夫根·巴夫恰尔。在一次“当代心灵摄影艺术展”开幕式上，他解释了自己身为一个盲人在拍摄阿兰布拉宫时的感受：“对于盲人来说，阿兰布拉宫是一块禁地，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属于那些看得见的人。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偏见。”
10岁那年，一根树枝划伤了巴夫恰尔的左眼。12岁时，一颗掩埋于二战期间的地雷在他身边爆炸，导致他完全失明。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家乡斯洛文尼亚，他变成了“和平时代的战争牺牲品”。儿时的场景永远地留在了回忆中，“我觉得是上帝让我变成盲人，好让我以心灵记忆我的国家永远都是美丽的”。
声音是他的最主要的助手。随身携带的一台小巧的光电装置可以提醒他在拍摄过程中的光线强弱，并发出警报声以便进行调整。此外，他的助手会告诉他距离拍摄对象的远近，以便他能调整焦距。剩下的就全靠巴夫恰尔的直觉了。在暗房冲洗照片时，其他人会向他解释照片效果，巴夫恰尔再决定有哪些是需要重新拍摄的。一切都要仰仗其他人的声音。
“希腊人曾经说过，仅仅用眼睛是无法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的。只有盲人才知道要用心去看世界”，目前生活在巴黎的巴夫恰尔认为，“影像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包括盲人。”
安达卢西亚摄影中心的曼努埃尔·法尔塞斯从1990年开始在阿尔梅里亚组织成立摄影工作室，举办展览和宣传活动。他认为巴夫恰尔的作品已经打破了摄影必须通过双眼才能完成的神话，“他的作品说明视觉和记忆并非摄影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从事残疾人心理研究的米格尔·贝尔杜戈说：“这些艺术创造者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残疾人完全可以走出原本人们为他们设定的一些行为习惯上的条条框框。”他还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胡安·托雷：我是一名形象记忆摄影师
—“我希望我拍摄出的照片能够呈现出比我所看到的多得多的事物。当然，这是我心灵对于形象记忆的一种审理。”
在西班牙ONCE盲人基金会中（这个基金会帮助盲人进行训练与教育，以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上生存），有3位患有严重眼部残疾的摄影师。其中一位是来自葡萄牙的胡安·托雷。1986年1月15日，早上起床时托雷的右眼突然充血，这就是生活给他30岁生日这一天的礼物。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失去眼睛，就等于失去了战斗的武器。
就在当天，托雷坚持着用左眼完成了报道任务。两个月后，两只眼睛再次同时内出血，他不得不放弃了职业摄影工作。接下来的日子，托雷便在一次次痛苦的眼部治疗和心理治疗中度过。生活在他面前变成了永无止境的黑暗。医生诊断他的眼睛将因逐渐出血而最终完全失明。这应该是一名摄影师所能遭遇的最可怕境遇。现在，托雷的右眼视力为零，左眼仅剩8%的视力。
1987年3月9日刊登在马德里《日报16》头版上的照片成为托雷的最后一幅摄影作品。
1991年，在近乎绝望中，托雷来到了ONCE基金会。在基金会的帮助下，1996年，托雷前往委内瑞拉，并一直生活在那里。在黑暗中生活了10年后，托雷又重新拿起了相机。在一次回到里斯本的短暂旅行中，他重新把过去曾与他工作过的伙伴们召集了起来。
“到委内瑞拉以后，我的心情开始慢慢好转，又重新找回了信心。无论发生什么，我时刻都记得自己是一名摄影师。”托雷用了大概10年的时间重新审视生活。他等待着一切痛苦都能过去，期待着再用相机记录生活。通过一个强大的摄远镜头，他用仅有一点视力的左眼开始尝试拍摄，再用一个屈光度高的眼镜检查照片效果。“我希望我拍摄出的照片能够呈现出比我所看到的多得多的事物。当然，这是我的心灵对于形象记忆的一种审理。”2000年，托雷在西班牙一家博物馆举办了自己的首届个人摄影展，题为《颜色中的热情》。托雷说，现在，他正在葡萄牙筹备自己的个人摄影世界巡回展，内容全部取材于几年来的委内瑞拉生活。
该博物馆馆长米格尔·莫雷诺自幼失明。他说：“几乎所有在这里展出过作品的盲人艺术家都曾有过对形象的记忆。”
卡梅·奥列：心灵的摄影是我的爱好
—“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就是心灵光明女王。”
卡梅·奥列轻轻抓住她的哥哥阿方索的胳膊慢慢走进博物馆大门。她带来了最近在世界各地拍摄的作品，准备在博物馆展出。
在卡梅的人生中，多年前一滴落入眼中类似机油的物质和之后的视网膜退化是导致卡梅最终失明的原因。那双原本美丽的蓝色大眼睛从此失去了光芒。但是，现在她说：“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就是心灵光明女王。”
卡梅失明之前在一家摄影工作室工作。2000年卡梅加入了ONCE基金会，两年后重新拾起了对摄影的热情。在博物馆，她遇到了古巴盲人摄影师、画家兼剧作家埃拉迪奥·雷耶斯。他让卡梅认识到：“如果他能摄影，为什么一个女盲人就不能？”于是，在哥哥的帮助下，卡梅重新开始。
在见不到光芒的拍摄生涯中，她总是需要借助一台望远镜，“如果拍摄中我必须紧贴拍摄对象，这会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因此她更愿意远观，然后通过摄远镜头拍摄下来。
另有独特心愿的卡梅失明后的摄影作品从来都没有售出过，她说：“我的后半生要用心去看世界，因此心灵的摄影就是我的爱好。”
埃拉迪奥·雷耶斯：我要用心灵去描绘世界
—“盲人所缺少的眼睛，相机能帮你弥补，但是这的确需要我及时去捕捉心灵的直觉。”
那个让卡梅反省自己的古巴人生活在哈瓦那。16岁那年，他患了脑瘤，手术后便完全失明了。现在，埃拉迪奥·雷耶斯已经50多岁了。他写过多部剧本，还有大量的诗歌作品。
雷耶斯常说：“我要用心灵去描绘世界。”这时，他正在用手指搅动着油彩：绿色、蓝色、黄色和红色。他用手轻轻抚摸着画布，他可以感觉到那上面的线条，却永远也看不到。
雷耶斯最初的摄影活动仰仗一台只有5比索的苏联造照相机。凭借这台旧照相机，他开始走街串巷，拍摄被他称之为“同胞”的家乡人民。他的摄影作品永远都是黑白的。1995年，他的作品在古巴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学校展出。学校的一名老师向他讲解了摄影的奥秘：“你需要的是捕捉心灵的直觉。”
雷耶斯说：“虽然我看不到，但那些形形色色的属于艺术的东西就在那里。盲人所缺少的眼睛，相机能帮你弥补—但是这的确需要我及时去捕捉心灵的直觉。”
（张轶摘自《世界文化》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