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一个本色主持人，她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智慧制作着一期期精彩的节目，现代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发展，现代的思想和技术也在不断进步，鲁豫也正是基于此在不断的讲述着一个个的鲜活的人的故事，让我们在忙碌的数字社会中仍然有一方让心灵适然的花园。这个“有故事的花园”，便成就了鲁豫，成就了那个讲故事的《鲁豫有约》。
“我要把《鲁豫有约》搬进演播室，每场300个观众，而且，要每天做一期。”
2004年夏天，当我向公司管理层提出这一想法时，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我知道，这听上去的确是个疯狂的想法。可我心里有数，我能做得到。
我平常是个做事急躁，爱冲动的人。唯独对工作，我相信水到渠成的道理。做一个日播的访谈节目决不是我一时的任性之举，那是我十年前就开始做的梦了。
奥普拉走进梦想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1994年我还在美国，那时的奥普拉比现在还要胖，我猜总有一百七八十斤吧！妆化得很浓，齐肩的短发，烫过，总是硬硬地戳在那里。着装风格好像还停留在80年代，以大垫肩式居多。她，一点都不漂亮，却有一种让你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遥控器的力量。我的眼睛似乎很势利。一个人一旦走红，我看他（她）的样子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这些年，奥普拉在我的眼里就一点点在变化，如今我已觉得她是美女一名了。前年她穿晚装登上《VOGUE》杂志的封面，我甚至有惊艳的感觉。
第一次看她的节目，话题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家庭伦理方面的选题。奥普拉大半时间都面色凝重，两个极胖的女嘉宾则一直哭哭啼啼的。那时的美国talk show都流行诸如“我的妈妈其实是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抢了我的老公”之类的匪夷所思的家庭悲喜剧，观众、嘉宾在现场对骂乃至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1995年还发生过节目播出后，一个感觉被羞辱的男嘉宾开枪打死另一男嘉宾的极端事例。那时的奥普拉也得随随大流。可再低俗不堪的话题，在她的节目里就显得不那么龌龊了。她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 King，看David Letterman，看Jay Leno，看Barbara Walers，看DianeSawyer，还看Dan Rather，Peter Jennings， Tom Browkow， Katie Couric，和Connie 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 LUYU 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五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没上过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简单的近乎孩子气的一句话，却成为我延续了十年的梦想。我从来都坚信一点，只要你真心地想做一件事、想念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决不放弃这份坚持，所谓心想事成，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我所说的坚持是聪明的坚持，在一步步靠近梦想的道路上，有时要退让，有时要迂回，有时甚至要暂时地忍痛放弃。这颇像打仗的道理。
崔永元令我郁闷
1995年的我自然不懂得放弃恰恰是为了获得这个道理，我那会儿傻乎乎的，只认准一点：凡事跟着感觉走就错不了。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那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尽快回北京，我那么聪明，美国的学不上也罢。只要回到北京，自然会有机会。就这样，我跟着我的感觉回到了北京。那么急切，生怕回去晚了，所有的热闹都不是我的了。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权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对我而言，吃螃蟹虽有风险，但绝对事半功倍。）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
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我是个任性而倔强的人啊，不喜欢的事，任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为所动。只是，我还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
没关系，我很年轻，有的是时间。而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说来奇怪，我平常是最没耐心的。约好了十点见面，谁敢在十点零一分出现那就等着我河东狮吼吧。可有关事业的安排，我从来不着急。
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我是那种外表永远平静如水，内心却激情荡漾的人。我的瑜伽教练就常常在高温练习室里夸奖我神情淡定，气息平稳，深得瑜伽真谛。她哪知道，我其实早已累得五内俱焚灵魂出窍奄奄一息了，于是自然一副无悲无喜爱谁谁的表情了。
我又扯出一段来剖析自己的性格，是想说明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生活中的我忠诚可靠，但在事业上，我永远朝三暮四。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柔情似水的眼神里
写满疑问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那里的生意永远好得令人费解，任何时候餐厅里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因为它离我近，有一阵几乎成了我的食堂。那天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溜边找了个安静的卡座。这么多年了，生活中我仍然不习惯人们好奇的注视。
三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我要了杯香草口味的红豆奶昔冰，心不在焉地喝着。每次大事发生之前，我都会这样有些食不下咽。
“我有个想法。”这是我的开场白。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车钥匙。我喝了口奶昔，等他整理妥当，才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老郭仍是他一贯不紧不慢的风格，腾出右手推推镜片，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的身后。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什么呀？”我不屑地撇着嘴，心里想着那个缺乏勇气和远见的公司自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不是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我无法确定每天做一档时长一小时带几百名观众的访谈节目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我不是工作狂，我可不希望每天奔命似的干活。
“当然做日播的了。”老郭的回答斩钉截铁。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我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从不管钱，倒不是故作风雅，实在是在数字方面我是个白痴。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也颇懂得扬长避短的道理，索性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做个甩手掌柜。可再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能掰着手指头算明白这个账——《鲁豫有约》的投资绝对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郭志成说话依然慢悠悠的，我听来却是心潮起伏。
“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事业腾飞，我被他说得双颊绯红，心潮澎湃。
在金湖门口挥手道别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不远处的长安街上塞满了回家的车流。我深吸一口微甜的空气（这可不是抒情的写作手法，旁边就是哈根达斯），心中满溢着幸福的感觉。
接下来的筹备工作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没什么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情节，无外乎是说服公司管理层接受我的想法，租借办公场地和招兵买马之类，在此忽略不谈。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看得出，大家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兴奋。身为电视人，谁都想做一个有影响力有长远发展的节目，他们眼中那一刻闪现出的光芒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十一长假一过，我们在凤凰会馆2楼租下了两间办公室，稍稍粉刷清洁之后，就搬进桌椅电脑开始工作了。
很快，两大间办公室里就坐满了人。每次我出出进进，都看见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怯生生地叫我“鲁豫姐”。他们的眼神总是让我的心温柔地颤动一下，好像又看到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自己。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一直到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夏天，每一个和我久未见面的朋友仍然用怜惜的语气和我打招呼：“你一定辛苦死了！每天要做那么多的节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可再看同事们，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这才明白，有时否定就是最大的肯定。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东方奥普拉”，是在夸奖我吗？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访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既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我的团队倒是常常以奥普拉的标准要求我：
“奥普拉出的杂志《O》，每期封面都是她，火得一塌糊涂。我们也该出一本。”
“奥普拉的节目去年20周年，她在一期特别节目中送给现场200名观众每人一辆轿车。”
“奥普拉又要出一本食谱啦。”
“奥普拉还跑马拉松哎！”
以上种种令我备感压力。反正马拉松我是绝对不跑的，至于其他方面，我，努努力吧！
就在众人支持反对信任怀疑纷繁复杂的注视下，专为制作《鲁豫有约》而成立的能量公司也新鲜出炉了。能量这两个字总让我想到劲霸广告里那个四处乱撞精力无限的电池小子，而我，倒挺像那紧绷双臂怒目圆睁的卡通人。
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编导有大半的面孔是陌生的，我还叫不上名字。偶尔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透过敞开的门望出去，能看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查资料、打电话、写文案。这时我总会困惑地眯起眼睛，努力回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会有些小小的得意，而更多的是恍然大悟后的郁闷：“这么多的人在忙同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说退出江湖这类的话了。”
当然，人就是江湖，哪里退得出去呢。
一直以来，我只是专注而自我地当我的主持人，别的，一概不管也一窍不通。我不知道做一期节目要花多少钱，搞不懂录像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磁带有什么区别，还有编辑机房里一排排的机器，鬼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一阵常常听到媒体鼓励主持人要兼具“采编播”等各项技能，吓得我一阵阵出冷汗，不明白会摆弄编辑机上一个个按钮和当好主持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只想涂上淡红的唇彩、换上服装，当灯光亮起的时候走上我的舞台，其他的，交给我的同事去担当吧。
而2005年1月1日，新版《鲁豫有约》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内地20多家省级电视台同时播出后，我就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樊庆元接通电话也笑着说：“你真行啊，一秒钟都不差！”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吧。
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李安不知所措，只好沉默不语。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
我还有一位主编叫肖矢，每每我们夸奖他把组里的工作管得井井有条，他总是面露矜持的微笑，然后慢悠悠地说：“这就叫管理的艺术。”
他的话虽然半是玩笑，但却给我很深的触动。我开始认真考虑长江商学院项兵院长的邀请，去长江读EMBA。
2005年11月，我成了长江商学院第7期EMBA秋季班的学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每个月有四天，我要一大早睡眼惺忪拎着电脑赶到北京东方广场去上课。我们的课程光听名字就让人肃然起敬，什么高级理财学、管理会计、统计与决策、生产与运营管理、商法概论。每每坐在课堂上，翻着面前厚厚的讲义，看看身边个个企业老总或高管的同学，恍惚中我好像也统领着千军万马的队伍驰骋在商场上似的。我于是得意地给我的朋友高雁发短信：“我们正讨论GM所使用的六sigma战略呢。高深吧，崇拜我吗？”
很快短信回来：“sigma是什么？手表吗？GM还做手表？比Cartier好吗？你认识GM的人那可以打折吧？”
你看看，上不上EMBA的差距有多大啊！
文章写到这里要暂告一段落，因为，我所描述的一切是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