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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牛花总是爬上墙头开花，而且只灿烂一个早晨。但是，它们总是成对盛放。
       我注视着他们顺着荒凉的尘土路越走越远。两个军警把一个戴着手铐、赤着脚、衣服破破烂烂的小矮子夹在中间。小矮子一蹦一跳地走着，就像在跳一种笨拙的舞蹈，也许他生来就是个瘸子，也许是刚才受了伤。
       这个可怜人的模样很滑稽。他走过来时，我正坐在门口台阶上，屋里传来我爹沉重的脚步声。
       “你瞧，你瞧，他多滑稽，是吧？”我笑呵呵地说。可是我爹狠狠地瞪我一眼，一把揪起我来，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拖进他的房间。
       “告诉你，什么时候都不许你拿犯人开心。”
       “干吗不许呀？”
       “因为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再说，没准他受了冤枉，你怎么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应该同情他才对。”
       那天晚上我爹领我上广场去了。那是本地上流人士大热天晚上乘凉的地方，地区法官就在我们旁边的桌子坐着。
       “今天逮的那个人犯了什么罪？”我爹向法官问道。他们俩关系不错。
       “偷东西。”法官答道。
       “他是哪儿的？”我爹想弄明白，“是个流浪汉吧？再不就是找不着工作？”
       “他在砖厂干活，”法官说，“好像是偷了老板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凑巧也偷了你的东西啦？”
       “怪了，”我爹说，“我瞧见他的时候，看他那个打扮，光着脚丫子，破衣烂衫的，我还当他是被人偷光了，原来倒是他偷了人家的。”
       过了几年，我爹头一回答应我上福齐诺平原去，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情。我觉得一眨眼我已经长大啦。他老早就把我叫醒了，天还黑着呢，可是他已经给公牛喂过料，饮完水，把车在大门前备好了。我惊奇地听到，房屋那边传来织布机的声音，踏板和梭子在响着。我妈也已经干活了。可是她马上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早饭，最后叮嘱我一些事情。我记得她严厉地警告我，到了福齐诺，不许在太阳地里坐着。“头一回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十个有十个都要中暑。”她对我说，然后送我上车。
       越往平原上走，大队的庄稼人，大车，骡子，还有驴子，就逐渐地减少，各奔东西，最后只剩我们自己了。这时我爹才突然发现他忘了带烟叶。看他那神情，我猜到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没有烟抽，这整整的一天，他在酷热的平原上可怎么过呀？再穷的庄稼人也绝不会不抽烟的。
       太阳已经升起来，我们到福齐诺也走了好半天，再回去拿连想也不用想。尤其叫我痛心的是，我爹一个劲儿地念叨着：“我可从来也没忘记过，真是！真是！”这是不是说都怪我呢？我觉得丧气透了。对我来说那么值得纪念的一天，一下子被一团乌云罩住了。到了我们那块地上，我爹把车卸下来，把牛套上犁，一声不吭，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爹吆喝着公牛，正要开始翻地，突然又向我招呼起来。
       “来，拿着这个去，”他拿出点钱说，“随便碰见什么人，问他买根雪茄，或者一点烟草。”
       这时候太阳已经挺猛了，大路上几乎不可能还有什么人。可是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男人，骑着一头小毛驴，顺着大道向我们这边慢悠悠地走过来。我朝他跑过去，拿出钱来，指着一动不动地站在半条犁沟上的我爹和公牛，直截了当地和他谈起买卖来。
       “我没有整根的雪茄，”那个人答道，“只有半截儿。”
       “没关系，”我挨着毛驴小跑着说，“把钱拿去吧，您有什么我要什么……啊，给我吧，您别不给我。”
       “为什么我就该走一整天的路连口烟都抽不上呢？”他问道，“你爹就比我更要紧吗？”
       “哪里，当然不是，”我说，“不是那样。只不过他为了这玩意儿可难受着呢，他一赌气整天谁都不理。”
       “那就更活该啦，”那人反驳道，“他以为他是老几？”
       我还是挨着毛驴站着，不过已经有点灰心了。
       “我们那个篮子里有好吃的，”我说，“您要是饿了就把我那份吃了吧。那个桶里还有我们自己酿的葡萄酒。您先别走啊，您自己去看看吧。”
       可是那个人还是那么倔，真是的，他看见我无可奈何，似乎还觉得挺好玩。我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给我吧，”我一个劲儿念叨，“给我吧。”
       “拿去，”他忽然说，把那半支雪茄递给我，“送给你啦，做个礼物吧。”
       “那您不要钱怎么行呢？”我不同意说。
       “半支雪茄要什么钱，”那人说，“哪有卖半支雪茄的。要么留着自己抽，要么白送人。”
       我没坚持，因为我一心想着去对我爹吹吹我的本事。
       “邪气，”当我得意洋洋地把谈判经过给我爹讲完，我爹批评我说，“你起码该问问人家叫什么呀。”
       过了几年。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大门前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拉丁寓言，这时候我瞧见一个人打前面走过去，戴着手铐，旁边是两个军警。给我半支雪茄的那个人，就是他。我毫不犹豫，一下就认出他来了，就在认出的一刹那，我觉得心头猛地一震。
       我跳起来去找我爹，要把发生的事告诉他，可是他不在家。我跑到我奶奶那儿，跟着又到广场上，可是谁也没瞧见他。找了好一会儿，最后在牛棚里找到了，他正在喂公牛。我那样子准是慌里慌张的，因此我爹一瞧见我，立刻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啊呀，可不是嘛，我说，于是一五一十地把经过说出来。
       第二天，我爹带我上法官那儿去。
       法官解释说，那个人被抓起来，是因为偷了东西。
       我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说他凶暴，说他和人吵架把人打个半死，我都相信，可是说他是个贼，我不相信。
       法官挺好说话，准许我们到监狱里去探望那个人。在去监狱的路上，我爹说：
       “咱们应该送他一点儿小礼物。可是送什么好呢？”
       “送些雪茄烟，没有比那更合适的啦。”我出了个主意。
       “这主意可太妙了。” 我爹说。
       尽管年纪小，我还记得那次探监的细节，那是我头一回踏进那种地方。
       一跨过门槛，我的心就拼命地跳起来，跳得直痛。监狱看守把我们领进一间臭烘烘的小屋，微弱的光线从一扇小窗子的两条铁栅里透进来。他向我们指指一面墙上的一个铁窗洞，有一个人眼睛那么高，从那儿我们可以和要见的犯人说话。为了瞧见他，我不得不踮着脚尖。那个人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可把我乐坏啦。
       （张明摘自《当代意大利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