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
有些人很好奇，我在“百家讲坛”上的讲课方式和我写《品人录》等作品的叙述方式，是不是经过了特殊设计。其实，从1983年登上大学讲台我就是这种讲话方式，只是在小范围受欢迎，有的学生能背下我课堂上讲的话。面对电视机镜头的时候，其实不存在转换，因为这就是我平时的授课方式。我的写作方式是经过调适的，口头表述是一贯的。
我开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是反对理想主义。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
我在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之前曾在新疆建设兵团。新疆的生活让我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我知道了怎么说。在新疆的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跟我们一起劳动。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到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永恒的人性，这也是我现在说汉代风云人物、说三国的角度。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不管什么东西，最后一定落实到人性上来。曹操是被人妖魔化的，我要把他还原成正常的人，诸葛亮是被神圣化的，我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
“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
说到1981年至今的大学教师生涯对我今天成为大众喜欢的学术明星起了什么作用，那就要问大学教师要做什么？—个大学教师要传道授业，必须要传得过去。如果上课没有人听，目的就没办法达到。要讲课有人听非常简单，就是把自己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不要高高在上，卖弄别人听不懂的东西。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事情说不清，那就是你没弄清。你自己都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就不要讲给别人听。
很多人用“说书人”来形容我，觉得我的表达虽然好，但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学术观点。实际上，“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它不是一个你有了什么新的学术观念拿到这里来发表的地方，它面临的是大量非专业人士。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是我研究生时期读的，它们影响了我的话语方式。这两部书让我觉得，原来学问还可以这么做，原来学问就应该这么做。人文学科的著作没有任何道理写成木乃伊。它是鲜活有生命的。吴思的书我非常喜欢，他对中国历史有非常独特的发现。
“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
在旁人看来，我属于那种能“赶得上时代”的人，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时候我在写美学著作；90年代文化热、城市热的时候，我在从事泛文化研究和城市研究。现在又成为“学术演讲明星”。其实，大家说错了，我恰恰是步步跟不上的人。
《艺术人类学》是我1989年写的。那时，谁会认为人类学是时髦的东西？厦大人类学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结果撤掉了。
我当时写《艺术人类学》，完全是背时代而行。我那时就是想要做美学研究，但要弄清美和艺术的关系，必须要弄清美和艺术的起源，要弄清楚美和艺术的起源，就必须要弄清楚文化人类学。
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有什么城市大发展、城市热，只能说是莫名其妙天上掉了馅饼，完全都是偶然的关系。
林兴宅老师曾跟我说过一段话：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结果，要么对现实有作用，要么对将来有作用。我一直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当下正生活着的人的幸福。人文学科中，应当有一部分学者面对现实，为现实的人的幸福服务，我就给自己定位在这个地方。
有人说这种现实作用指的是学术普及工作，所以“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才这么受欢迎。其实我不喜欢普及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我认为我的工作是在努力实现“三个对接”：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学者与大众的对接、学术与传媒的对接。
学者在电视上开文史讲座大受欢迎，说明大众对了解历史文化知识有强烈的需求。这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该不该走是一个问题，走得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但总要有人先走。当时我觉得一部分人走就行了，比如我。
（裘菲摘自2006年7月27日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