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造星运动”风起云涌。去年掀起铺天盖地热潮的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今年继续“唱得响亮”，央视“梦想中国”选秀活动也再度登场，以打造“超男”为己任，东方卫视“好男儿”节目一经启动就以赛区数量第一的姿态后发制人。
人们正在看到的“超男超女，梦想中国”主题活动，逐渐显示了快餐娱乐的底色：
这些选秀活动都以年度为周期，从报名到产生最后的“宝贝”，时间跨度有大半年，这样的赛程设计与时间安排，意在制造连续性的关注；不设门槛的报名和某种程度上的“观众参与”，意在尽可能让更多人观看。大量参赛的人，在评委的调笑中被打发；而在大街上抢着手机去投票的粉丝，更只是最好的广告受体；选拔出来的“偶像”，与其说是在娱乐演艺界发展，不如说只有继续维护“粉丝”集团存在的意义，演出只是与“粉丝”见面的一种方式，哪怕在大众娱乐的层面上，他们其实也不具演出的能力。
任何一种常备的社会选拔机制，都不会是没有门槛的：获得一份工作需要相应的技能，发表一篇文章需要有相应的文字技术，成为运动员需要艰苦的训练，进入演艺界需要严格的培训。
门槛是一种社会机制，人为了获得某种意欲的东西，就要有相应的技能、知识或经验方面的准备。虽然门槛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但常备的社会选拔机制不会取消门槛。媒体造星运动的一个重要宣告，就是取消进入选拔程序的门槛，而优胜者所获得的则是一夜成名。
有一个故事说，某先生迷信鬼神，人问其故，先生说，如果没有鬼神，我信鬼神，你不信鬼神，没有什么不同，但万一有鬼神，倒霉的是你，而我就有福了。
不设门槛的报名形式，当然也可以激发起类似的心理，报名以后，即使没有收获，并不失去什么，而只要能够晋级，就是纯利润。
毫无疑问，对于一般少男少女来说，他们本非各种社会机制重点眷顾的群体，他们或者尚在学校，或者初入社会，他们很难具备各种社会机制所要求的通过条件，也很难成为众人仰望的对象。而媒体造星运动，刚好切入这样一个空白点，使得少男少女产生“梦想中国”的可能，因此，报名的现场总是人流济济。
而那些围观的粉丝因为这样一场运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草根上升为偶像”的幻想而投身其中，尽管偶像们与别的偶像一样，永远只代表偶像自己，但粉丝视偶像为自己的代言人，产生某种誓死捍卫的忠诚，这里面有施虐与受虐游戏的成分。
当然，媒体造星运动不设门槛的报名方式，并不保证参赛过程的无门槛。任何一种选拔，必然需要某种评定，评定标准就是门槛。因此，不设门槛的报名方式，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噱头，它使得评选过程充满戏谑感，也使得评定标准变得很飘忽。
报名无门槛，比赛却必须以唱歌、跳舞、演小品、朗诵等形式来展现，于是，在造星选拔赛场，观众可以看到评委们被毫无训练的选手弄得笑岔了气，也可以看到评委对选手难以称得上有基本人格尊重的点评，而选手、观众、评委则以“重在参与”来解释这种搞笑，人们相互配合演出一场“不许生气”的现场恶作剧，而电视无疑是传达这种现场的最佳媒介。
更加重要的是，每一场媒体造星运动，都没有提供其选择标准，超级女声、梦想中国、好男儿，到底要选出怎样的人，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优胜者，没有谁知道。选拔很像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的即兴游戏。
当你说超级女声唱得不好时，组织者会说“这本来就不是歌唱大赛”；当你说超级女声并不漂亮时，组织者会说这并不是选美；当你说超级女声的才艺并不优秀时，组织者会说这也不是才艺大赛，那么超级女声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反正层层选拔已经完成，标准是什么，却没有人说得清。
然而，这也正是媒体造星运动所要达到的效果。坚持任何一种标准，都必然带来门槛的明确化，也会因此而阻断一些人报名与关注的兴趣。
这不符合媒体造星运动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设计思想。它需要让最多的人维持无须一技在身而要一夜成名的梦想，它需要维持最多的人注视一个身无长技者一夜成名的过程。
人们对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批评已经厌倦，对强制性的权力更加反感，但在媒体造星运动中，大家很少看到相关的社会分析、文化批判，只看到各种媒体在电视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共攒盛举，好像唯有共同高颂“超级女声好”，才是社会宽容和文化宽容，这是奇怪的。这种宽容，其实等同于一种打着“草根娱乐”旗帜的霸道。
（沈阔摘自2006年5月25日《新民周刊》，劳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