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一位名叫玛丽·安沃克利的英国服装女工在连续工作26个小时后死亡，伦敦的所有日报都报道了这一骇人的事实，而且，各报都将此消息刊登在了头版，标题也是出奇地一致：《一个人活活累死》。100多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周围，这句话依然触目惊心—
2006年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个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内。医生注明死亡原因：猝死。
从2006年5月27日到30日，工厂为了赶活，甘红英每天都从早上工作到次日凌晨。4天工作时间长达54小时25分钟。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可是，连这个卑微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她生命中的最后4天仍然是这样忙碌着度过的—
5月27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20分（除两小时用餐时间），工作时间为14小时20分钟。
5月28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1时45分（除两小时用餐时间），工作时间为14小时45分钟。
5月29日早9时到次日凌晨2时（除两小时用餐时间），工作时间为15小时。
5月30日早9时到晚9时20分（除两小时用餐时间），工作时间为10小时20分钟。
晚9时20分，甘红英“坚持不住了”，向老板请假。
晚9时30分，甘红英在路边公用电话亭给家乡的丈夫打电话，说自己很累，身上发冷，嘱咐丈夫好好照顾年幼的儿女。
晚11时，外甥回家看到她斜靠在墙边的床上，一动不动。试探呼吸，发现只有一点气了。
晚11时59分，端午节的前一分钟，甘红英在出租屋里停止了呼吸。
两个半小时前，她跟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好累……”
2006年5月28日，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去世。
胡新宇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已经连续加班两周。胡新宇的女友又说，自2006年3月下旬开始，胡新宇就着手准备某重点封闭研发项目，并开始加班。
她说：“30多天里，他只回家了4次。除此之外，他每天都工作到凌晨3点，睡在实验室的床垫上，早上9点又开始工作。”
4月28日早上，正在上班的胡新宇感到身体不适，便趴在了桌子上。随后又去了公司的诊所，医生说是感冒。
最终，胡新宇在医院被确诊为脑膜炎，并转至广州中山附属三院，深度昏迷10多天后再也没醒过来。
胡新宇去世时，研究生毕业仅仅一年。他的同学回忆说，胡新宇原来的球技很好，常常连踢五六个小时的足球，“这样的身体，工作了一年就垮掉了，让人很难过。”
2006年4月，重庆璧山城区的出租车因故歇业，人力三轮车生意特别好，55岁的三轮车夫吴存仁一趟接一趟地辛苦蹬车，几乎都没歇过。因为儿子上大学，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傍晚7点多，吴存仁把车靠着一根水泥电杆，停在新生街136号的垃圾站旁。他擦了把汗，滑下车座，挪到后座位上坐了下来。
7点40分，蹬148号人力三轮车的罗师傅，路过垃圾站时，见吴存仁左手捂胸，嘴巴微张，还在流口水。罗师傅问吴存仁是否要去医院，吴存仁摆摆手。
晚上9点，清洁工扫街，见吴存仁“睡得很熟”，没去叫醒他。
凌晨5点半，清洁工再次出来扫街，发现老吴还在“大睡”，感觉有些不对劲，近前一看，老吴已经死了，身体都变硬了，裤袋里还揣着厚厚一叠零钞，约有100多元。
2006年4月12日晚6点多，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魏剑明到办公室加班。第二天早上，当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经有关部门初步判断，魏剑明为过度劳累猝死。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内，温州市龙湾区建设局副局长娄爱亮、仙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吴天红也都因工作过度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英年早逝。
3个人在去世前，都处于连续加班的状态。
无疑，超时工作是一种酷刑。但是，面对这种酷刑，不同的角色却有着不同的台词。
经济学说：只有在加速劳动中，劳动力才能够增值，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才能够实现；职业道德说：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工作大于个人是种美德；法律说：劳动者有权拒绝加班；雇主说：拒绝加班就等于煽动罢工；劳动者说：拒绝加班要有革命精神，要有向别人借钱、拆东墙补西墙的勇气。
然而，超时工作就真的能够买到幸福吗？专家们分析：在人的年收入达到大约14万元人民币之后，快乐的增长就与收入的增长相背离了。这个令人懊丧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加班多了，赚钱多了，住房大了，地位高了，时间没了，身体垮了，快乐没了，生命没了……
据调查，目前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有79%的人在40～60岁之间死亡，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此外，中科院在1991～1996年的调查中显示，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有15.6％的人在35～54岁之间死亡。而一项对中国3539位企业家的调查显示，90%的人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人认为工作状态紧张，25%的人患有与紧张相关的疾病。
工作真的比生命还重要吗？
试问，一种“忘我”的个体在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后，还能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呢？如何成为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呢？这难道不是一种资源的损伤、一种价值的流失吗？
（绘兰摘编自《重庆晨报》、《南方都市报》、《中国警察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