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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里的作家，似乎褪去了神圣的光环，他们像普通百姓那样生活着，有着平头百姓的喜怒哀乐与忧患。
       王安忆
       王安忆的小说，我在部队当兵时就读过，现在我已记不清小说里的细节，甚至不能准确地记起那些发表在刊物上的小说的名字了。
       然而我的脑子里，却清清楚楚地记得王安忆所营造出的那些气氛，更清楚地记得她的作者像：梳着短辫子，干净的白衫衣，袖筒卷成三节，一顶草帽背在身后，背景是高高的艳阳天。
       她的表情朴实自然，却又透出一种不可比拟的自信和女人味。
       王安忆拉开家门，笑盈盈的，已不大像我记忆中的那张脸。
       王安忆的家，小巧、普通、干净，书架和墙上有几幅她十分得意的照片，有的是国外摄影师的作品，更多的则是她做音乐的丈夫所拍摄的。
       显然，王安忆不太喜欢自己老公那些尽管把她拍得很漂亮也很甜的照片。
       那幅国外摄影师的照片的确不错，王安忆坐在一个旧楼边，右手靠在木栏杆上，那神情叫人过目不忘。
       我们谈了不少话题，跟女人在一起，自然还是谈女人。没想到她听了我的经历和我现在的状况，给我添了一点热水，同时还给了我一个忠告：你还是不要去找女孩子结婚．那样会害了别人的。
       她的话也许是真的，可我听了却不那么入耳，没有一点鼓励和温暖可言。如果我面对的是早期记忆里的王安忆，如果她还梳着两根小辫子，她会这样告诫我吗?
       话聊了这么多，我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她和我在她家附近的里弄拍照，她顺便去市场买了菜。
       王安忆的家在镇宁路一带，那些小阁楼，那些两三代人住在一起、楼上楼下晒满了衣服的旧楼区，的确非常生动，非常迷人。那条小巷里竟然还保留了一家我小时候见过的那种卖糖果的小店。
       我十分激动，我真感激王安忆把我带到这里来。
       她看到我给她的照片后说，这是一张很特别的照片，是过去没有过的，我喜欢!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她，电话线显然被拔掉了，后来才知道。那一阵子她正与陈凯歌在折腾《风月》的剧本，一个又是讲述女人故事的电影。
       残雪
       早就听说，湖南有一位叫残雪的女作家。湖南画家邹建平和小说家何立伟帮我四处找她，我推迟了行程，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拜访的人。
       我又一次到她家的院子里，坐着等她。终于，我见到一个穿着短裤、花衣，梳着短发，戴一副眼镜。手里提着塑料袋子的女人。她平静地略带一丝笑容地看着我这位素不相识的人坐在她家的院子里。
       据说残雪长得不那么惹人注目，我不太敢认她。她把我让进了屋，一边给我倒啤酒消暑，一边解释着她昨天的失约。
       这间房子是她父亲的，现在没什么其他人住了。木板地，大阳台，可以通过联想政府的一系列干部政策，估计到她父亲为我党所做的是什么工作。
       残雪请我在家里吃午饭。我俩在厨房里聊天，我帮她摘菜。我们谈起台湾作家三毛，她说，三毛的写作不如我。那当然，我说，可作为女人，你们的个人魅力是一样的。
       残雪对国内的同行不以为然，她认为他们大多在写作上不得要领。当我问起怎么看国内女作家时，她只对王安忆稍有赞许。
       残雪的这种自信和“脾气”是她自身引发的，更主要是一些外部原因促成的——比如西方媒介的宣传界、评论界的大量欣赏性报道，以及她的作品在西方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等等。
       当谈论起“知识分子”这话题时，她竟变得格外激动：我们国家所谓的知识分子，只要读过几天书的人都是，而法国一位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是用头脑去生产、去创造特殊财富的人。她笑一笑又说，按照这位法国人的说法，这种人在法国有十几个，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残雪。
       残雪和我摆的这些龙门阵，如果换一个听众，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我却能接受她的任何信息，甚至她的怪僻。
       在我看来，残雪不是那种抒情的女人，她是一个极其个别的人。在我接触的各类人当中，她是唯一一个在我镜头面前不能入镜甚至反抗的人。
       她惧怕照相机这种看似冷冰冰的、毫无人情味的工具，我把镜头对准她就如同把枪口对准她一样。后来，我干脆把武器交给她，让她反过来对准我。
       和女人打交道，要想成为她们的好朋友，就应该自然地陪同她们走进生活中去，和她们聊天，而且尽可能涉及家庭，因为只有家庭才是她们隐避的舞台，才有她们真实的另一面角色。在这里，你能完整地欣赏到她们丰富感人的演出。
       我陪残雪去买菜。太阳下，她打着伞。和农民在一起，顶多是有几句讨价还价，你不可能去和他们谈哲学，因而变得极其正常、普通和可爱。
       后来，我把这种陪同女人漫游世界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北京陪杨丽萍去看戏，在上海陪王安忆去买菜，还有陪巩俐去逛街买衣服……
       的确，我这样做，很快便成了她们的好朋友。后来我发现，拍照片不是我的目的了，和她们交朋友才是我的目的。
       不久，残雪给我邮来一封信：
       照片收到了，我非常喜欢，我要把它用作我即将出版的德文版小说集的作者像。
       祝你名声大震。
       1992年，我和吕澎去了她的新家。她的丈夫接待了我们，残雪不在家。
       我环顾她家四周，竟找不到任何作家的符号，我开始相信她说的话。
       她的写作，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张饭桌上进行，既是无意识的，又可以渗入理性的控制。残雪是双性思维双性写作的人，因此，她的所谓怪僻就不难理解了。
       叶兆言
       叶兆言和我一人拿着一个大碗去食堂吃饭，他的女儿和女儿她妈不在。他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1．85元的白背心，步入“社会主义大食堂”，排在“科长”和民工之间，跟着队伍一步步地朝窗口移动。
       当他从人堆里勇敢地挤出，把两大碗冒着热气的饭菜放到桌上时，他的精神要比在书房的电脑面前好多了。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被切成方型的米饭，然后说，知道吗，为什么我要来食堂里吃饭，我在家吃不下去，在食堂排队打饭，可以唤起我早年的记忆，帮助我恢复体力。
       兆言的家离玄武湖很近，第二午的冬天，我俩专门去那里拍过一次照片。
       那天，阳光很好，照在我们身上热乎乎的。兆言比我大一岁，却像大我许多似的，毕竟他的女儿的已经懂事了，而我却独自一人。
       我们在一起谈小说，谈拍照的事，也谈家庭和女人。
       就在那一天，他向我推荐伊利亚·爱伦堡的《人、生活、岁月》，他说，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曾受到过这本书的影响。
       的确，在我坐下来写这些文字时，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苏童
       被自己的《大红灯笼》照得红得发紫的苏童，住在南京城里的一间阁楼上。楼梯狭窄而低矮，所以，苏童的家里没有什么宽大的家具。只有一张供他写作的桌子和一个还算大的电视机。
       这个房间里最体面也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苏童房门的一张海报上的好莱坞大明星。奇怪的是，同一个人，分别靠在苏童的床头和房顶上，这样一来，主人在家的任何活动便让美女尽收眼底了。
       许多人都为苏童的面孔感到吃惊，他凭什么这么懂女人，而且是中国封建旧时代女人?而更让我不解的是眼前这位西方美女与作家本人的“关系”
       苏童笑着坐在地板上聊天。圆圆的脑袋、粗壮的大腿，那笑容像孩子，那健壮的腿部肌肉，却像马拉多纳。
       屋里没有中国山水字画，椅子连有一把吉他。
       我一边和他聊天，一边按着快门。不一会儿，一个胶卷走完了，他的话和笑声仍在继续
       有人在楼下喊他接电话，苏童把头探出窗外应答、窗外的竹竿晒着衣服，几乎要够到邻居的房了、天气酷热，烤得人们在家只穿着最少的衣衫。
       苏童每天在这里写作。窗外虽看不见太多的世界，我想，但只要当他闭上眼睛，那些想象中的女人，都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当然，或许还有并不受欢迎的谁家少爷跟在后面。
       吴亮
       我拨通吴亮家的电话，耐心地向他作自我介绍。他说，肖全，别讲了，李媚刚邮来最新一期的《现代摄影》，我正看着你的照片，你快来吧
       吴亮住在长乐路，也就是著名的淮海路边上。
       吴亮，爽快的人、爽快的笑声我让他去外面逛逛，一出门就是拥挤的大街。
       吴亮带着我走到一片正在拆毁的西洋旧式建筑前，停下了脚步，无限惆怅地说，这就是我的小学。
       晚上，他请我喝花雕酒。我说，你一点儿也不像上海人。他说，上海人喝酒一般是装装样子，我不能喝了，再喝就醉了。喝酒不喝醉，那你喝酒干嘛呀?来来来，干了!
       接着他又讲，肖全啊，你拍这个选题，别人可以没有，我吴亮必须要有。
       瞧您大哥说的，我下午不是拍了你吗?后来他说，我讲过这句话吗?不过，吴亮的确比较特别。
       在深圳，陈凯歌非常喜欢吴亮这张照片。这就是吴亮，他说，这个环境太典型了，这就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