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伯纳德·杰克逊苏茜·考坦尼拉
■译/肖毛
为名利，人们穷追一生，最后回归初始，变成婴孩，最爱只是一块糖。
“没错，医生，我200多岁了。”斯图尔特先生在椅子上动了动。他觉得口很干，手心也汗津津的。他生怕那位医生会把他赶走。
“斯图尔特先生，你身体很棒。”医生手持斯图尔特先生的化验报告，尽量装出一副没听到斯图尔特先生的话的样子。
“你的血压正常。另外的几项检查结果也很正常，根本没什么问题，你拥有一个25岁的人才会有的好身体。”医生又坐下了。他希望，这个新病人不至于像他所讲的那么疯狂。
“医生，我是在1738年3月24日出生的。”斯图尔特先生镇定而又坚决地说，“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但这是真的。”他提高了语调，“我没必要骗你。”
“安静，年轻人，”医生说，“假如你想为我讲一个故事，那么我很乐意倾听。”
“谢谢你，医生。”斯图尔特先生把身子向前靠了靠，仰望着墙上的一幅油画，它就挂在医生办公桌的上方。“我出生在一所跟这画里的谷仓差不多的房子里。我父亲是名铁匠，他在我26岁时就死了。一切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时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
“我发现我的朋友们都在渐渐变老，而我却没有。起初，这种事儿并没让我心烦。在我结婚后，真正的麻烦才算开始。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妻子一点点地衰老，我却还是老样子。在一个冬天，她病了，死掉了。葬礼上的人们以为我是她儿子。”
“抱歉，”医生说，“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想，那是在1789年的冬天。”
“你参加过独立战争吗？你知道独立战争中的任何一位英雄的名字吗？”医生再次微笑着询问。
“不，医生，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是一个胆小鬼。这就是我现在还活着的原因之一。”斯图尔特先生垂下头，好像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一样。
“我妻子死后，我开始频繁地搬家。如果人们与我相处得不太久，我的麻烦就会更少一些。1805年，我又试着结了一次婚。那年我都67岁了，可看起来还是像个小孩。即便如此，我和妻子还是有了5个孩子。当然，我仍然比我妻子和每个孩子都活得久。”
“康斯坦丝死后，我又搬家了。到内战开始时才没有再搬。那段岁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熬的。有一天，我路过弗吉尼亚的一处战场。那时是春天。鸟儿正在唱歌。树又开始开花了。战场上躺着几千名身穿灰军服和蓝军服的士兵尸体。我嫉妒他们，医生。我嫉妒这些死去的战士，尽管他们中的某些仅仅是男孩而已。”
“内战后你去了哪里？”医生问。
“加利福尼亚。我在那儿一直住到一战爆发。当时我应征入伍了。哦，不是那种真正的应征—我参军，是因为所有人都参了军。我以为这场战争或许能解决我的难题。许多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你知道，可是我却什么事儿都没有。我甚至都没去海外。我被派到一个离休斯顿不远的叫洛根营地的地方。战后，军队让我退役了。那时我已经180岁了。我确信，我再也不会死了。”
“那只是一个故事，斯图尔特先生。”医生从他的眼镜外缘瞟了他的病人一眼。“人体不能存活那么久。每个人都得死，这只是时间问题。”
斯图尔特先生继续讲下去，仿佛根本没听到医生的话。“1938年，我遇到了菲丽丝。以往的所有经验都告诉我，我该离她远点儿。可我的心却不听这一套，我们结婚了，一起生活了50多年。她上周死了，医生。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他压低了声音，说，“我不想再活了。”
“那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斯图尔特先生？”
“我希望你帮我去死，医生。”
医生盯着斯图尔特先生，他的脸色平静而又忧伤。他谨慎地斟酌着用词，“就算我相信你的故事，斯图尔特先生，我又能做什么呢？我是一名医生，帮人去死不是我分内的活儿。不过，我看得出，你正被极深的苦恼所困，我对你也很同情。”他抓起办公桌上的一叠处方，在上面写起来。“我将给你开一些能帮助你的药，”他说，“任何药店里都有这种东西。拿着。”
医生把处方从办公桌上方递到对面。斯图尔特先生接过处方，放入衣袋。“谢谢你，医生！”他说，“非常感谢！”医生与斯图尔特先生一起走进候诊室。一名护士坐在办公桌旁，正在整理一些病历。“再次谢谢你，医生！”斯图尔特先生说着，同医生握握手。“我非常感激！”斯图尔特先生离开后，医生把脸转向他的护士。“这个人说他200多岁了。”他迷惑地摇摇头，说。护士从病历上抬起头，“真的？他想要什么？”
“某种帮他去死的东西。”医生说，“他的故事很可信，我替他感到难过。所以，我就给他开了一张任何一位好心的医生都能想到的处方，”他对护士挤了挤眼，“糖球。”
（兰小英摘自2006年5月29日《太原日报》，颜振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