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长征开始前，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毛泽东、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作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激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
       发表在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地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这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
       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在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地视察通讯厂、被服厂、织布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四支(挺)、子弹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一百三十发、迫击炮三十八门、炮弹两千四百七十三发、冬衣八万三千件、盐巴三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斤、各类药品一百七十七担。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
       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九三二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一百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了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分给了官兵。
       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形，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军事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战斗力的基本保证。
       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已有十七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五分钟，五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免去税收，这个家庭还可以凭军属证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五万之多。
       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以周子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一万八千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兴国参军的五万青年中两万三千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它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六十多天。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和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九月二十四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
       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几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
       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三十八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了去。博古指着地国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且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
       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瞿秋白，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贺昌、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
       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X光片，但X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X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三十三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寻常事，人间种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
       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
       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博古就毛泽东的问题与李德交换意见，李德给博古转述了斯大林常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每逢天神安泰与敌人作战失败，他就往母亲地神盖娅的身上一靠，这样他就能重新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为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隔断他与母亲的联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回到大地上。虽然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但此刻他讲的这个欧洲故事竟使博古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如果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了他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机会。要阻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就必须将毛泽东与他的“大地”的联系隔断。
       就这样，毛泽东才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
       没过多久，博古和李德几乎同时明白了用希腊神话解释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幼稚。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突破了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
       形势危在旦夕。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一一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的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
       不久，除了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阵地上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
       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出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几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
       因此，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
       但是，如果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一千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
       十月十五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他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
       二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全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