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性爱和生命是那么密不可分，小说中不可能没有性爱。叶兆言的新长篇《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莫言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今天我们请来苏童、叶兆言、林白、毕飞宇四位小说家和评论家李敬泽，专门就小说与性这个话题进行一番对话。
苏童的《米》，其中有关性爱的描写，曾引起特别的关注。根据《米》改编拍摄的电影《大鸿米店》的电影海报，甚至就在这上头做文章，画面上方一个裸体的男人压着一个裸体的女人—虽然这个镜头在电影中只有几秒钟。除了《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早年我还读过一本兆言的《花煞》。我至今还记得里面许多与情爱有关的细节。林白无论是早期作品《青苔》，还是最新的长篇《万物花开》，都有出色的性描写。而飞宇的《玉米》，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性政治与权力政治的斗争史。
苏童：《米》里面的性描写很粗暴，我是说描写本身的粗暴甚至超过了实施性活动的粗暴。不管写什么，激情要追求，精雕细刻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米》的创作我最遗憾的恰好是性描写得不好。
林白：我不记得《青苔》有什么性描写，倒是1994年，《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出来，被认为是“准黄色”的“坏书”，被一些人骂过，他们对国家正式出版社发表这样的作品感到愤怒。当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如今，《一个人的战争》出版的第8个中文版，是一个图文本。封面和里面的一部分图有一点性意味，我觉得也无不可，毕竟，性是此书的一个重要元素。
荆歌：许多时候，性爱的描写成全了整个作品。比如沈从文，他作品中的性爱，使我们感到性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很健康，很正常，生机勃勃的。但有时候，性描写会毁了一部作品。贾平凹的《废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叶兆言：《废都》当然是因为有了性更优秀。
荆歌：性描写在新中国小说中的长期缺席，或者说长期成为禁区，是我们意识形态轻视肉身、压制个性的一种体现。在我看来，身体的痛苦与欢乐，与精神的苦乐，对人是同样重要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历来不太重视甚至是刻意回避身体的感受，把身体感受视为低级的卑下的，甚至是可耻的。在这样的文化传统面前，在这样的阅读环境里，在小说写作中涉及性，处境也就常常是尴尬的。
李敬泽：不对，性描写“长期缺席”，这是一个问题，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另一个问题，古人没那么压抑。中国古人对身体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享乐主义的，明代的色情小说比同时代的西方厉害得多。也许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种身体的享乐主义传统，一旦放开，中国人才会学得如此之快、之彻底。
林白：性描写现在已经没什么禁区了，电影有，文字没有。现在还有“下半身”。当然“下半身”不见得是专写性的。不管上半身还是下半身，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身体不是别的什么可耻的玩意儿，而是我们面临的第一处境。
叶兆言：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禁区和禁锢对于作家来说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一种饥饿感。没有了，反而找不到北。
荆歌：兆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永远不应该是个写不写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写好和没写好的问题。”
苏童：我很赞成兆言这个观点，写作没有要不要写性的问题，如果是一部常规的描写常规生活的小说，性描写也是常规，不写反而是奇怪的，令人生疑的。性从来不是生活或者文学创作的作料，它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之一，当然也就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好的性描写与好的风景描写一样陶冶阅读者的性情。好的性描写不一定描写性器官和性特征。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和她那些情人，从头到尾可见性的挣扎、苦痛和快乐，每个人都能听见爱玛在黑暗中的喘息，但福楼拜从没告诉你艾玛的乳房是什么样的。所以，最高级的性描写是把性溶化了，就像温水化盐，人们需要盐，但不吞食盐粒，都喝盐水的。
荆歌：不过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倒也想直接弄点儿盐来含着。我特别喜欢《十日谈》，卜伽丘的写性，不管是恋爱，还是偷情，真能让人感受到欢乐、喜悦，觉得生而为人，真是天大的福分。我还读过巴尔扎克的《风月趣谈》，在这上头，一点都不比卜伽丘逊色。而《
金瓶梅》和其他一些古书，我觉得在性描写上，都不如卜伽丘和巴尔扎克。
李敬泽：《十日谈》有特殊的背景，鼠疫、黑死病后的欧洲，人人劫后余生，觉得活着真好啊，基督教的禁制放松，人文主义来了。你看《
金瓶梅》，看到最后觉得活着是没意思的。《肉蒲团》里也讲道德，但那完全是两分法，身体和道德不搭界，各搞各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的古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享乐完了，换一副脸再讲道德，他那个“性”并没有面临真实的道德考验，这样的“性”总是虚无的，它最后走向对人生的否定。
（汪鹏摘自《谈性正浓》，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