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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让我们无论如何都写不出一句合适的导语。空着吧。
       父亲退休以后比上班还忙。他给自己安排的事就是当侦探，跟踪母亲。
       我已经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开始在我面前说我母亲的坏话，说我弟弟的坏话，说我们两个小家庭的坏话，甚至说他并不了解的我朋友们的坏话。在他嘴里，我们家没一个好人，这个世界没一个好人。当然，如果还有一个的话，那也只可能是他。
       很快，周围的邻居以及我父母的熟人都知道我母亲对我父亲不忠。
       这个信息当然是我父亲散播出去的，而且在散播之前和之后，都极尽所能地做了想象和渲染，有具体的对象、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
       他还是经常跟踪母亲。邻居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幅场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尾随着一个同样头发花白的女人，她走他也走，她停他也停。
       与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母亲比起来，我和我的弟弟，以及那些倒了八辈子霉跟我们做朋友的家伙们的名誉及感受都算不了什么了。我们兄弟俩首先要做的就是制止父亲疯狂的想象和更为疯狂的谣言传播。我决定找父亲谈谈。
       在父亲到达之前，我已经把菜点好了。喝了两口酒，父亲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们认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个女孩正在有意无意地朝我们这边看。
       “不认识。”
       “那她为什么老看你?”
       “是吗?我不觉得。”
       父亲带着研究的倾向使劲地看了会儿那女孩，又看了看我，然后十分肯定地说：“你们绝对认识。真是有种出种，有其母必有其子。”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想想，又叹了口气。
       我装做轻松随意地说：“我妈跟你生活了大半辈子，她的本分是骨子里的。”
       “你知道什么!”父亲一再强调没有证据他是不会乱想乱猜的。
       可那该死的证据是什么呢?
       这一说就要说到1979年了，父亲被单位派往山西调试设备，两个多月后，当他兴冲冲地走进家门时，看见了这样一幅画面：妻子在洗衣服，长着一副马脸的邻居小刘在帮她从井里吊水，两人有说有笑的。父亲心里一紧，随后，他看见妻子和小刘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撞在一起后并没有马上分开，就好像有人在旁边喊了声——停。父亲全身的血瞬间往脑门涌去，他这两个月来的担心终于变成了事实。
       父亲连着好几天没有睡好。那样的场景，那样的眼神，还有什么好说的。在随后的两天里，他和妻子谈了又谈，希望她说出实情。母亲断然否认了和小刘之间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父亲由此认为他们早就统一过口径了，可见他们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既然从自己妻子的嘴里听不到和他的猜测相吻合的解释，父亲只能接着猜测、怀疑和想象了。循着自己不可遏止的想象，父亲找到了小刘，后者盯着他看了半天，那张马脸拉得更长了，最后扔给了他四个字：去你妈的。
       父亲开始暗中观察母亲和小刘，他们见面还是照常会打招呼，只是神情间多少有点尴尬。不过，父亲不是那么认为的，他执意从中看出了关切、心疼和眉来眼去。
       父亲面对这无力改变又无法深入的局面，意识到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小刘的妻子，那可是一只母老虎，咆哮起来能让小刘那张马脸瞬间就白里泛青，青里又泛红。那天父亲还没说完，她就跳了起来，劈头盖脸地给了小刘一顿臭骂。就在父亲等着她折腾出更大动静的时候，小刘家搬走了。
       “不好”，父亲忽然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是你妈让你来和我谈的?”
       “什么呀。”
       “少跟我装蒜”，父亲若有所思地好像在算计着什么，一会儿忽然急了，他嚷嚷道，“这是你妈在使调虎离山之计。她这时候肯定不在家，肯定又去见那个姓刘的家伙了。你赶紧往家打电话，这就打，赶紧打，快点，我怎么说你才信呢?”
       我有些迟疑地拿起了电话，问父亲：“接通了你说?”
       父亲胸有成竹地一摆手：“不可能接通。”
       果然没接通，我说：“她肯定是把电话线拔了睡午觉。”
       “哼，拔电话线，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个拔法，肯定是会那个姓刘的去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心里有些生气。
       我至少已经有15年没见过小刘了，只知道他搬家后，经历了人生最不幸的众叛亲离的一段岁月，先是老婆带着孩子离他而去，后来他的盲肠离他而去，他的胆囊离他而去，他的一只肾离他而去，他的两颗盘牙离他而去，他的二分之一个胃离他而去。经过他跟医生的共同努力和一再挽留，他的命是留了下来，但乐观地估计，也就留下了半条。
       一个只剩下半条命的人过得再好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然而父亲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小刘正是利用了所谓的不幸来获取母亲的同情心，继而在同情心上大做文章的。他一直怀疑小刘当初的搬家只是一个幌子，而在暗中，两人其实一直保持着联系。
       “没去会姓刘的，那你妈这会儿去哪里啦?”父亲梗着脖子还在问。
       “她又不是小孩子，她要买菜，要做家务，尽管退休了，同事之间总还是会有来往的。再说，在20年前，那个刘叔叔可能跟你还有一比，可现在，你们俩几乎没什么可比性。不说别的，你的健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梦想，你有的他差不多都没有，说实话，我都嫉妒你。”
       父亲的眉眼间有了难得一见的难为情和笑意，可是，突然间那笑意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般“嗖”地跑开了，父亲警觉地问：“你为什么和我说这些?”
       父亲不肯再吃饭了，执意要马上回家。
       离开小饭馆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那就是去医院请求医生的帮助。
       晚上8点，母亲打来电话，声音颤抖地说：“你赶紧去人民路中流大厦背后的吉祥里39号，你父亲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了母亲的哭声，她说：“先别问了，赶紧去吧。”
       我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吉祥里39号大院里站着一院子的人。大家七嘴八舌地争相说着，一个像是在居委会里负点责任的老太太使劲挥了两下手，让大家别吵了，听她旁边的另一个老太太说。
       那个老太太一开始就强调她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她听到了全过程。从那个醉醺醺的老头走进院子，她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一个是那个老头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她闻到了一股酒气，再有他走进来时气势汹汹的，一看就是来者不善。她看着那个老头进院子后径直就去敲老刘家的门，说出口后她又纠正，不是敲，是捶。老头进屋没一会儿，里面就传出了骂声，很响，但听不到老刘的声音，就那老头一个人在骂，大意是说老刘不是人，是畜生，而且是个好色的畜生。有人插嘴道，好色的畜生，这个说法新鲜。老太太认真地说道，那老头就是那么骂的，这是原话。那个插嘴的人还想说什么，被旁边的人制止了，大家急于想往下听，不想在细节问题上多纠缠。后来，老头就让老刘脱衣服，说要检验他身上的刀疤。
       据站在门外的老太太判断，老刘一开始脱得还是挺痛快的，她还听见老刘在一一介绍这一道刀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因为什么留下的，多长时间愈合的。可是当老头让他把裤子也脱掉时，老刘就不愿意了。于是老头就威胁他，不脱就拿刀子捅了他。老太太说她这时感觉到了不妙，想再找个人来，敲开老刘家的门，说时迟那时快，就听见里面传出一声惨叫。等老太太把人找来，老刘已经躺在了血泊之中，在他旁边还躺着他血淋淋的“小弟弟”。
       我已经大致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但还不是太明白。我给母亲打电话，家里没人。这时一个秃顶的小伙子主动凑过来，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一个被120拉走了，一个被110带走了。他的眼中闪烁着兴奋，他在等着我往下问。我也不知哪来的火气，怒气十足地冲他吼了一句：去你妈的。
       (张春蕊摘自2006年2月12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