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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
       ——沈伟光
       横空出世、锐于凶器的《信息战》
       美国兰德公司有“美国脑库”之称，曾经长期为美同军方服务，是全球最著名的智囊团。2000年1月12日，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打听一个叫沈伟光的信息学专家。当毛文杰在军事科学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沈伟光时，这位兰德专家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信息战之父”不但不穿军装，而且还如此年轻。
       沈伟光的《信息战》是1990年3月由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曾被国外媒体誉为军界的“第三次浪潮”，比号称全球最有影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及社会生活范畴内的信息战早了8个月。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埃弗雷特及同行在《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一文中向世界宣布：“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并同时指出：“像许多有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家一样，沈伟光阐述的许多信息战概念的核心思想都是正确的。”
       可以说，毛文杰是带着一脑子的疑问来到北京的，在与沈伟光的交谈中，他不无感叹地对沈伟光说：“我们美国人是从技术和军事这个层次一步步上升到战略高度的，而你的研究居然一下子从战略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沈伟光不卑不亢地说：“你们美国人讲实用主义，我们中困人可能在技术上不如你们，但在思想领域绝对不会亚于你们，因为战争战略思想的源头就出自我国古代的孙子。”
       沈伟光1976年入伍。1984年，他参加了我军边境自卫反击战。
       在战地指挥所的帐篷里，有两本书始终伴随着他，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有一本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作为军部作战参谋，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克敌之法。他开始萌发了这样的思路：当信息革命来临时，还有无可能出现另一种克敌制胜的战争形态?是否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破坏敌人的阵营，打碎敌人的进攻，在零伤亡中寻找到取胜之策?古代孙子不是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战争经历使我对战争的意义和残酷性有了感性的认识。当时我祈望有一种替代这种残酷战争的新形式。传统的战争是以人和物作为战争对象的，计算战果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指标。能否设计一种文明的战争，把人和物排除在外?变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感情，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很难想象战争先于人类消亡，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顺应它!我就是以这样批评的眼光，带着这些不可思议的问题，开始了对信息战的研究。”沈伟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当时“信息战”思想的发轫。
       当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稀有之物，他能接触到的计算机也仅限于军部机要室里用于打字的那几台。但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战争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信息战”几个字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桓，由此他还联想到以下的相关语：信息边疆、信息宪兵、信息联盟、信息化军队、信息工厂……
       部队班师回营，沈伟光成为了某军区司令员的专职秘书。他开始把零零碎碎有关“信息战”的理论进行梳理，形成了理论“胚胎”。
       在沈伟光看来，“信息”这个名词，相对于时代来讲，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应；就社会形态而言，又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呼应，同时，它又是与物质、能量相提并论的人类必需的三大资源之一。只有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才能揭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他当时提出的信息战的概念还是比较客观的：广义的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社会一切领域对垒的军事集团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战争，主要是指利用信息达成同家大战略目标的行动；狭义的是指武力战中交战双方在信息领域的对抗，夺取制信息权。
       沈伟光在其理论体系中首先建立了一个“非暴力战争”的模型，大胆地把战争与暴力人为地剥离开来，而把武力战剥离…来的内容和信息战设计结合在一起，从而指出信息战作为一种最为“前卫”的新型作战模式，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在沈伟光这里，战争的日的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根本性改变。这时战争方式不但与暴力南辕北辙，而且更趋优雅和文明——“战争将主要不表现为攻城掠地，不存于流血，而是为了实现某种控制，寻求利益平衡点。在战略上主要是摧毁敌人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意志；战役层次是打乱敌方的决策程序；战术层次才是打瘫敌人的力量体系。”
       在这里，沈伟光所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形态之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但他坚信这种别开生面的“信息战”看似不动声色，却体现了战争的本质，“把战争推到悬崖边，其危害比核武器还要大”。
       1985年夏，沈伟光同杭州探亲，开始了《信息战》的写作，一年后，22万字的《信息战》已经完稿。该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了信息战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全球带来的震荡与裂变，并且高层次地探索了信息战的战略等问题。
       他雄心勃勃地把书稿寄给一家军队出版社，可在当时这种前卫的理论鲜少有识者，书稿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两年后，他向出版社要回了书稿，把书中的主要观点摘编成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寄给《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对沈伟光和他的理论作了简短的介绍。
       199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识到杭州诗人龙彼德。龙彼德对沈伟光的这部奇书很感兴趣，于是他便把《信息战》手稿推荐给了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刘洁女士。这个以出版文化教育类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以超人的智识决定破天荒出版这部近于“在天方夜谭”的军事著作。
       《信息战》的出版似乎是对沈伟光15年军旅生涯的总结和纪念，1991年8月，沈伟光脱下少校军服，转、转业来的浙江省委办公厅工作。当时不少人都认为，“信息战”只不过是沈伟光对未来战争的一种理想式发问，未必具有生命力或形成广泛共识，而离开了部队的沈伟光也将从此被遗忘，可就在人们用质疑的目光看待沈伟光的时候，　中央高层和西方战略々家已经把口光瞄准了沈伟光。
       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
       局外人或许并不不知道，在美国兰德公司跟踪沈伟光“信息战”学术研究之前，被称为“军中小秀才”的沈伟光已经引起军队高级将领的关注。
       1984年，担任陆军某军军长的傅全有率部参加了老山战斗，当时沈伟光已是军部的作战参谋。沈伟光曾在傅全有面前流露过对“信息战”的研究兴趣。虽然理论上极不成熟，但傅全有对沈伟光的研究精神
       给予了肯定。
       傅全有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1981年他在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对新军事理论很感兴趣。后来当沈伟光把全书写成了，傅全有特为《信息战》写了《注重战略研究》的序言，对信息战理论表示了支持。
       1985年，傅全有被越级提拔为某军区司令员，沈伟光担任他的文职官。傅司令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雄才大略给了沈伟光极大的熏陶和鼓舞，就像沈伟光说的：“在傅司令手下工作，不知不觉地立足点高了，视野开阔了!”而这期间傅全有司令已把“信息战”理论“吹风”到中央军委，引起军委高层的密切关注。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战争中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昼夜不停地分析情报，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通过计算机来分析和查找。多国部队在战争中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使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作信息权。这场战争突破了常规战争的传统模式，信息战在战场上大显神威，给世人带来巨大震撼。实践证明了沈伟光理论的生命力、这时堆放在出版社的仓库里的5000册《信息战》一夜之间热销起来，它也成了中央军委领导及各大军区将领的必读书。
       1994年5月，沈伟光经组织推荐来到北京，担任国务院某部长的专职秘书。他的良师益友——《解放军报》高级编辑李炳彦大校常来看他，闲聊的话题多是中外军事理论的新动态。李炳彦希望他能重整旗鼓，尽管不在军营，但仍可把“信息战”的旗帜树起来!
       随后沈伟光对“信息战”理论进行深化和补充，并开始致力于思维战等理想战争模式的研究。
       在信息战的研究中，沈伟光还提出许多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设想，如信息联盟的构想，信息工厂、信息警察、数字化军队等，这些“近乎狂妄”的想法后来都在全球爆发的冲突中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印证。
       1997年6月，沈伟光27万字的《新战争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除了发布他对信息战研究的最新成果外，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信息社会、思维战、新战略等重大课题。新书上柜后，在各地持续热销。随后他出版了包括《信息战》的姊妹篇《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等20多部々著，发表200多篇学术文章，一些文章被译成英、德、日文在国外数十家报刊转载和引用。2000年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
       作为一个从前的军事参谋、现在的“民间战略家”，沈伟光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的责任，他不辞辛苦，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单位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听了他的报告后，称赞他：“搞学术研究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开放思维。”国防大学一位专家对沈伟光说：“我就佩服你敢于提出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你的思维方式。”《中华英才》称他是“全球最先按响信息战警铃的人”。
       可怕的信息战武器掌握在手指上
       1998年秋天，奥地利的林茨市将举办第19届电子艺术节。主办方把全球关注的热点——信息战，作为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
       在讨论邀请的演讲专家名单时，有人突然提出：中国从没有人走上过这个讲台，能否试试邀请一位中国的信息战专家。
       沈伟光给电子艺术节组委会寄去了《迎接信息战的挑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沈伟光把信息战的理论进一步详解和深化，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挑战进行剖析。他指出，现代科技引发的全面信息战，是指交战双方抢占信息空间和争夺信息资源的全球性对抗。而信息侵略则是全面信息战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他预言信息战还将导致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未来战争可以少流血甚至不流血了，打零死亡战争；战争可以是无形的，能够在寂静的战场进行，看不见敌人，没有前后方，只要网络能够触及，信息能够栖身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战场；战争不只是通过军队，同时也可以通过全社会网络来进行；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唯一的发起者，战争也不一定都是国家、阶级、政治刚体操纵的机器。战争开始向民间化发展了，所以战争需求必然会成为大众参与的新兴产业。”
       沈伟光原来总以为信息战比传统武力战来得文明，可以减少流出而达到战争目标。这种假设在信息未全面普及时或许还有道理，因为这时出现的信息战是有限范围的，是局部的信息战，但如果一旦世界真正网络化了，真正出现地球村，那么信息战的破坏性就会真正显现出来，那时才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他作了这样的设想：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没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包括破坏和瘫痪敌方的军事、金融、电力、交通系统的计算机网络。一旦这些生产的、生活的，还有武器装备系统等等遭到信息战的攻击，停电、断水、交通瘫痪、战略武器包括核武器失控，情景真是不堪设想。就在20世纪末，这种可怕的信息战后果已经表现出来了。
       沈伟光还意识到信息战对精神世界的巨大折磨。因为“信息战利用信息在敌我之间制造反差，运用心理战和战略欺骗等手段，动摇军心、民心和政府信念，达到遏制敌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志，或使其丧失战争能力”。在他的理论中，信息战真正的意义是攻击人的思想和精神。由于在未来的网络社会里，“每个芯片或许就是一种武器，每台电脑都有可能成为有效的作战单元”，如果出现像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来发动信息战，那么遭殃的可能是全球，更多无辜的国家都可能陷于瘫痪。这样人类就出现一个严重的隐患：即只有网络化的发展而没有具有制约意义的信息安全的建设。
       沈伟光越想越觉得先进的信息战对人类的危害可能防不胜防。他心里沉重起来，便决定另起炉灶撰写演讲论文，题目叫《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沈伟光出现在电子艺术节演讲会场时，数百名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把目光聚集在这位陌生的中国人脸上。沈伟光不卑不亢，侃侃而谈，奥地利政府派出总统的翻译官给他作同声翻译。主办单位还把演讲实况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直播。
       沈伟光这次演讲共谈了三个问题：一、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战转变已经开始，各国军队为打赢信息战做准备，中国军队已具备一定的信息战防御能力和潜在的信息战反击能力；二、信息战正在改变人类使用暴力的观念和方式；三、对信息战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必须清醒认识，努力遏制其发展。
       人们刚刚开始热衷于研究如何打赢信息战时，沈伟光已大胆地提出了“遏制信息战”的新观点，警告人类“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在与会专家中产生了轰动效应。
       沈伟光的演讲一结束，立即成了数十位记者包围的对象。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问他：“沈伟光先生，坦率地讲，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并不发达，为什么信息战的理论却会首先在中国出现?”
       面对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沈伟光十分自信地回答：“中国的技术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但是，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他环视一下记者们赞许的表情和目光，接着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作为一种智慧的思考，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早在2500年前就说过一句名言，它实际上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和宗旨——‘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