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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热播过一部很有名的电视剧叫《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剧情颇显喜剧风格。但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说在我家里，短短31个月更换了七个保姆，却绝无轻松可言，而是让我们深深领受了与保姆相处过程中的种种辛苦与无奈。
       1
       早在接父母回来住之前，我和妻子就设想过，今后家里就要多一个陌生人朝夕相处了，会不会因此别扭。我们以为到劳务公司，指不定有多少像电视里演的年轻、秀气的农村姑娘，排着队等我们挑呢!没有。劳务公司能提供的劳务人员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湖北女人，根本没的挑拣。我直觉面前的女人面相即带几分刁钻，至少是很精明，有点想放弃。对方好像也并不急于找活儿干，坐在那儿打毛衣，有话答音地把我们家里的情况详细问过一遍，才勉强跟我们回家。
       徐姐干活、做菜都很麻利。起初我们还为此着实庆幸了一阵子，觉得请了保姆真的让自己有种解脱感。但问题很快来了。
       起因是父亲（那时父亲还不糊涂，还讲理，说话有分寸）。父亲不止一次私下里向我和妻子反映，保姆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长时间打电话。有时下午出去买菜，两三个小时不回来。
       ——这怎么行？父母行动不便（其时母亲的病尚未复发，老两口生活都能自理）磕了碰了的身边没人怎么能行？
       我们试探着打电话回家，父亲接的，说保姆又出去了。在当月发薪之前，我们决定找她谈一次话。
       没想到她先急了。为自己开脱了一大堆理由：说我们给她的钱又少活儿又累人，说她来不是受气的，她也根本不想伺候人，北京人都很坏，跟她耍心眼儿……连珠炮似的，声音越嚷越大，几乎吵起来。父亲闷坐一旁不言声。母亲吓得直哭，不知所措。
       “走，明天就给我走!!!”妻子被她肆无忌惮的叫嚷逼急了，“也不看看这在谁家？!你再这样我们就报警了，告诉你!”
       总算把她给唬住了。
       斤斤计较领过了工钱。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她辞了。
       第一次请保姆，就让我们领教了保姆的厉害。
       2
       换了一家劳务公司，让我们遇上了小马。
       这位来自山东聊城的姑娘，别看年纪小，但为人老实，做起家务不惜力。粉扑扑的圆润脸膛，让人联想起杨柳青年画上抱着金鱼的白胖娃娃。爱脸红，由外而内透着一股健康气息。
       小马刚来的时候不会做饭，我和妻子就轮流“培训”她，从蒸米饭、炸酱面到烩饼、饺子、炒菜……坚持了一个礼拜。小马悟性强，终于能把家常的饭菜做得有模有样了。
       2002年5月2日。前一天晚上三姐一家过来，我和姐夫喝了不少酒，晕乎乎的。睡得很晚，起得很迟。起来时三姐一家三口已经走了。
       大概是中午吧——父母那屋，父亲对小马大喊大叫——
       “你给我走!!!”
       父亲疯了一般。小马不敢大声顶嘴，在一边委屈地哭。起因是父亲认定小马两边挑拨，把这个家搅得人人都反对他。还有前几天，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母亲喂药，第二天母亲就拉稀了——父亲把这些“偶然”按自己的逻辑串联成一个“必然”，硬说小马给母亲喂的是“毒药”。
       小马哭着向我保证：“我怎么可能给大妈喂毒药？……”
       越说越委屈，哭声越大。
       “我们都知道。老头儿是糊涂了，别往心里去……”我们还能怎么劝？!
       母亲病的时候，小马给二姐和我打电话。父亲听不清，猜测小马背地里向我们告他的状，意在煽动儿女们集体起来反对父亲，让我们数落他。父亲把所有人都往最坏的方向想。他把所有他看到、听到的细节，经过自己的猜疑和加工，嵌入他自己编织的逻辑网里面。这在以后愈演愈烈。
       小马穿一件颜色鲜艳点的衣服，父亲竟也不能容忍。觉得小马定是别有用心，盼着他死。
       扫床的时候，小马说：“您靠点边，我给您收拾收拾。”父亲把“收拾”听成了给他“收尸”，气更不打一处来。
       “你一趟一趟过来瞅，是看我们死没死，啊？!”父亲恶狠狠地。
       父亲闹起来，一副歇斯底里的劲儿头，整个像变了一个人，谁劝，他敢跟谁玩命。
       我劝小马，现在就收拾东西走吧。尽管舍不得，但我们既拿父亲没办法，只能劝走小马。
       人是我们劝说留下的，现在又劝走。
       小马更多的是流露出不舍。送她回公司的一路上，泪水不停地往下淌，毕竟干了六七个月，相处都很好，她也很珍惜我们这个家。
       但面对所有老人与保姆的矛盾，谁对谁错已经没的分说——化解的惟一途径只能是，换掉保姆。
       3
       2002年9月，母亲不慎摔了一跤。当时第三任保姆小任在场，她慌乱异常。我们安慰她别害怕，这不怪她。我们不想让每个保姆对父母的意外背负什么责任。毕竟父母的年岁加病史，无论对谁都防不胜防。对他们的意外事故，保姆只要能及时扶助，及时通知我们，尽心就好了。
       但母亲因几次摔跤，脚肿得特别高，已经无法走路。即使由人搀扶，也不能走到洗手间上厕所了。于是索性让她在屋里蹲马扎式的便盆里解手。
       夜里，父亲突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母亲老想坐起来，根本不睡觉。
       母亲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少顷，便开始又哭又闹。我把她抱上床，安慰她。母亲好像突然不懂事了，目光呆滞，强硬地挣脱，还是想坐回到窗下。
       母亲从此每晚必莫名地哭闹，说话更加含混不清，思维像是不受控。整宿失眠。一家人只好陪着失眠。如此持续了近三年。
       母亲经常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又常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梦呓般叨念着：“我想跳楼……”
       她说她想回老家——
       “送我家去……”母亲哭着求我，拽我的手。
       “还回哪儿呀？这就是家!”
       “家去……”母亲还哭，“送我走……”明白了，她是指回农村的老家。
       就在母亲发病之前的那天清早，小任接到老家的电话，说她远在甘肃天水的父亲不慎从山上摔下来，情况很严重。
       她匆匆辞别了我们。扶母亲下了楼，小任趴在车窗上最后看了母亲一眼，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们常以为这个平时很少讲话、不太伶俐的小姑娘，一定也不会有太丰富的感情——我们错怪她了。
       父亲此前不断向我告状，埋怨小任“一出去就大半天不回，家里没人……”“你妈摔了都没人管”之类的。父亲一贯拿不懂事的母亲说事，其实是为表达他自己的愤怨。小任听不入耳，但也不会强辩。
       后来父亲又无中生有地怀疑小任偷了给母亲的戒指和钱，抑或在他饭菜里下毒。有一天，小任端了一个饭盆进入他的房间，父亲固执地认定，小任手上捧的是给他预备的骨灰盒，怒不可遏地把小任轰了出去。
       听完小任的转述，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倒不是因为父亲的无理取闹蛮不讲理，而是我曾听说过——老人通常出现这种遇见神鬼等幻觉，便意味着来日无多了。
       当时我们想到，如果能找到一位“全天候”型的保姆，日夜照顾他们，我们愿给付她双倍的工资。
       4
       新来的小王还处在少女花季的年龄，玩心很大，责任心很少。打一开始她就厌烦了我家繁重的劳动，更有父母带给她的精神上的负担。从她来的第一天，正逢母亲病重的开始。别说她一个小姑娘，以后再找到能胜任如此“家务”的保姆，恐怕真的也很难。
       为了劝服她留下，妻子找来动画片的影碟，让她忙中偷闲的时候可以看看，出差也不忘带点小女孩喜欢的饰品送她。到底还是个孩子——她会由衷地很开心。可她就是不愿回到工作上来，甚至把嫌弃和咒骂老人的心里话，通通发泄在账本的背面。从她只言片语的记录看，她是一直在忍受，忍受，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样下去对她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
       干满一个月的试工期，我们决定换人。
       她对辞退她的决定一点也不意外，很爽快地接受下来。像久禁樊笼的小鸟，当即甩下还泡在水池里待洗的碗筷，就要我们送她回公司。
       
       5
       山东大姐叫刘合芳，38岁，体格健壮。样子看上去憨厚朴实。刘姐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在上高中了。丈夫也在北京的一家加油站给人打工。
       刘姐的条件基本符合我们想要找的。
       她家里也有公婆，七十多岁了尚能下地干活，自身的生活经历使她懂得怎么照顾老人，不用我们多说。这一次，我们事先把父母的情况如实作了通报，瞒和骗毕竟只能一时，还不如早早打消保姆的期待和幻想。就是这样一对双双不能自理的累人的老人，成不成你自己选择。
       干起活儿来，刘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得心应手，有条不紊。她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农村人的才智，让我们真正放心把家交给她。
       父亲与所有保姆都像是一对“天敌”，矛盾永远无法调和。
       开始还好，父亲尚能拘着面子，说话注意分寸。他也确实把刘姐当成自家人一样对待，其乐融融地一派详和。但没过多久，父亲又旧病复发，重施故伎，把矛头直指刘姐。
       一天夜里，三点多。刘姐刚给母亲把完尿，回自己屋躺下。父亲一嗓子把我喊起来，急赤白脸一通逼问：
       “钱呢？我在兜里掖的十块钱呢？怎么没了？”
       父亲声音洪亮，在走廊里连骂带喊——“给我找去!王八蛋操的你们，到底谁拿去了？”
       灯关着，但可以肯定刘姐还没入睡。即使睡了，父亲的巨大喊声也会把她惊醒。但她并没吱声。我能想象她是强忍着不发作。怕保姆多想，我劝父亲深更半夜的先睡觉，明天再找。
       父亲谁的话也不听，他就要搅得所有人都别睡。
       只能由着他闹。
       五点多。又听见父亲在那屋大声声明：“找着了，钱在这呢!——对不起啊，我错怪了你了。”（显然也是说给刘姐听的）
       刘姐第二天就委屈地向我说：“真没法干了，老爷子怀疑我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个家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是外人，不是明摆着指我吗？!”“你说再累点我都能忍，但老是这样我真是受不了……”刘姐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
       劳务合同里特别有一条：“不得侮辱、打骂家庭服务员。”父亲的表现其实已经构成“侮辱”和“谩骂”了，无论如何太过分。
       我们只能好言相劝，极力挽留：“老头儿是老糊涂了，他这是病，也未必针对你来的，他现在对谁都这样——咱们别跟他一般见识就是了。从你到我们家来，你的工作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呢，我们心里有数……”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我们深知找一个适合的保姆，并且干得逐步顺手，有多不容易。这些父亲是不能体谅的。
       我们从心里觉得，照顾这样一对老人，无论从体力还是心理的承受力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而保姆要与他们朝夕相处，事无巨细，比上班工作的儿女们还要难。
       我们能做的，就是以平等的心态为她们创造一些可以暂时放松的时间和空间。虽然事先就已谈好，来我家干，一般节假日是无法休息的。但只要我们放假在家，都会安排一天让刘姐去探望她的老公——通常约定早饭后去，晚饭前赶回来。每隔一个月左右，准许她在爱人那里住一宿。我们发现这种机动变通的管理方式很奏效，往往更能鼓舞保姆的工作热情。代价仅仅是牺牲了我们自己的节假日。
       最担心的是，哪个保姆一旦产生“想走”的念头，一准儿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所以，哪怕是为她加薪、适当减少工作量，只要她不提走，还愿意继续忍受下去，就算万幸。
       只要是与父母分开，不在他们身边，我的手机从来都保持24小时待机状态，为的是家里有任何突发的状况，他们随时能找到我。电话一响，一看是家里的号码，所有神经便立刻高度警惕起来。
       手机于我，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手雷”。不期然就把我坚强的神经炸一个稀巴烂。
       6
       越到最后，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升级，我们付给保姆的工资也越高，而且要她们承担的其他家务越少，只希望她们能全心全力照顾好老人，就足够了。
       并不是每个保姆都会把雇主（尤其是像母亲那样病重的人）当作亲人看待。有本质纯良的，就有斤斤计较、古怪刁钻、敷衍对付的。新来的王姐就属于后者。看母亲嚷、哭，她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客厅看她的电视，只等我们回来，才装作忙碌的样子，离开电视机去做饭和安抚老人——这是我偶然一次早回家撞见的情景实录。
       她几次向我抱怨说，整天被喊得头都疼了——我相信她的感触是真的，也很同情，并在很多时候尽量替她分担一些。但她又说，她不是不能忍受，意在点化我们为她加薪。她认为“反正老太太也……”，意思是老人快不行了，用不着尽心照顾。王姐这样慢待，实在让人不快。
       一天早上，王姐没馓早饭。父亲喊母亲哭，都没见她起来过。我因前一天晚上陪了母亲一夜，实在困倦极了，没起来。
       走出卧室的时候，见饭桌上王姐留下的字条：
       “王先生，你家是不是很穷啊？给不起生活费啊？……”接下来：“这些天都是我垫的钱。”这我倒忽略了，保姆的生活费都是我们提前给她，随用随给，免得花钱没节制，大手大脚——但垫付的事以前也有过，事后我们都会按账本的记录及时补齐，没那么严重吧!
       她最后说：“……两个老尖儿喊得我头快炸了，你考虑及早换人……”信写得极不客气。
       我们决定撤换她，她又央求着赖着不走。
       “你们不能说辞就辞啊，我是没有你们会说话。你们拿保姆不当人!”
       “那你拿我们又当什么？我们尊重你也体谅你，可你自己却不珍惜。再怎么说这也是你的工作。对工作不满意你可以走，就是不能这么敷衍对付，特别是对老人。”
       ……
       看我意已决，她开始撒泼耍赖，在家里大吵大闹。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告诉你!”她竟以此要挟我。
       夜长梦多——这样的悍妇如何留得？
       王姐离开我家后，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揶揄、讽刺、指责我们把她“往外撵，没有一点情面”，“逼得我现在没有饭吃了……”最后还断言：“你们一家人，你，还有你媳妇、你姐，都不是什么好人！”
       没等我反驳她，“啪”地一声，她先挂了。
       一个自己先提出辞职，后被我们成全又怀恨在心的保姆，就这样把雇主一家人骂了个遍。
       7
       一次次教训使我得出，家政公司推荐的保姆未必可靠，“黑市交易”也未必有想象的那样危机四伏。
       一位朋友看我正为保姆的事一筹莫展，向我引见了在一家医院作护工的“家庭式保姆源”。一家人从她本人到嫂子、弟媳、侄女，都在北京给人家做保姆。我朋友家的保姆就以这种方式请的。据他说，看护他爷爷奶奶已经一年了，双方都很满意。
       打过电话，约好了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与“保姆源”接洽。
       她正在看护一位重症昏迷的病人。老人一只手被绑在床沿上——防止输液时乱动，昏沉沉睡着。“保姆源”重任在身，走脱不开。与我的会晤只能因陋就简地即地进行。听过我的介绍和要求，她当即把她的弟媳推荐给我。
       小何——比我还小两岁，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小何的到来，深得我们全家人的赏识。她陪伴母亲走完了最后的岁月。任劳任怨，事无巨细，体贴入微。后来母亲走了，小何又陪我们送父亲回老家。再回来的时候，这个家平日声震屋宇的喧闹彻底没有了。
       尽管我们没敢立刻把辞退她的话说出口，但她已经觉得，自己待下去没有意义了。她来这个家，好像注定就是与哭天抢地的吵闹声相依而存的。声音没有了，她也便失去了与这个家、这份工作联系的意义。
       她说她新换了一家，也是看护老人，住鼓楼一带的平房。
       她说先去看看。说舍不得我们，舍不得看护了那么长时间的大爷大妈。
       我和妻子安慰说，随时欢迎她回来。
       她点点头，哭了。
       床单上，还有她给母亲喂饭时，落在上面的汤汤水水的印渍。尿桶倚在靠墙的角落里，这些都已随母亲的离去而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意义。满目仿佛都能撞到母亲黯然的眼神和母亲心里无从表达的感激。
       是的，母亲地下有知，也会感激她的。
       一部频频更换保姆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伤心史，也是父母病程的发展史。
       我们，不比保姆更有优越感。反过来，我们也许比保姆活得更辛苦、更无奈、更谈不上尊严!
       对这样一个深牢大狱似的家庭，保姆实在忍受不了了，还可以随时选择离开，而身为人子的我，我们，有选择吗？
       ——没有!
       因为他们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