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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肮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它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只是骂，必须要封掉……
       ……如果说一个节目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11000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
       ……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
       
       ……中国电视主持人短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主持人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40岁，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
       ……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不做主持人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做；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儿，一较真儿就会露馅儿，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一个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挺了不起的……
       ……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我要是把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杨芳华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