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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敦白，美国共产党员，1945年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长期在广播事业局任职，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敦白曾两度因间谍嫌疑含冤入狱，尤其是第二次——1968年被拘禁在秦城监狱后，直至1977年才获释放，狱中生活长达十年。
       李敦白移居美国后，花三年时间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下面摘登的是回忆录中记述第二次狱中经历的片断，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年轻的朋友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
       “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他轻声问。
       “我不应该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他说。“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坏蛋。我观察你很久了。你看我们的报纸看得很认真，也遵守我们的规则，不违反纪律。你把东西吃得很干净，连掉在地上的米粒也捡起来吃。你把牢房打扫得很干净。”在一段长长的沉默后，他继续说：“我已经决定帮你。你最需要的是有人跟你说话。我会在这个点再待两个星期，只要我值班，我们就可以说话。但是走廊那头的门一打开，我就得马上离开，这点很要紧。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你说话。”
       这点我很清楚。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愿意为我冒险，如果他被人抓到跟一个被指控犯有通敌罪的特务在文革期间交往，是有可能被枪毙的。
       我一直没看见这个年轻人的长相，但是我们一起讲了两周的话。“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他告诉我，“坚持说实话。如果他们威胁你，你也不用担心。这些都会过去的。不要激怒他们，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谈到他自己，他服役过的地方，还有来到这个城市前的农村生活。他在电视上看过我得到毛主席会见，问我那是什么感觉。他也想知道我在美国的生活，我就告诉他我在南方组织劳工和人权活动的事。
       他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所待的监狱是最高级别的秦城监狱。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北京许多著名的地方都已经改成监狱，像前门饭店，还有我曾经待客的有名的四川饭店。他还告诉我，我的朋友中至少已有一人入狱，他是爱泼斯坦，波兰出生的历史学家。
       在他值班日期接近尾声时，他试着安慰我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
       “47。”我说。
       “哦!不要担心，过了50岁你一定可以重新为人民服务。”
       他是出于好意。可是我却感到一阵寒意。还要再待三年吗？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案子还要三年才能结案吗？但事实证明，他的猜测其实还是太过乐观了。
       悼念周恩来
       我很早就知道周恩来已经不行了。报纸的照片上，他的脸越来越瘦，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报上虽然只字不提，但是我心知肚明。尤其从我看到的他最后上报的照片来看，置他于死地的癌症已经很明显的写在脸上了。
       他的逝世震动了整座监狱。一天清晨，我听到奏哀乐的声音，声音从外面传来，十分响亮。我听到走道上有哭声，就走到门前探问。“怎么回事？”我问一个走过的警卫。
       “周总理。”他说。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门洞上看到他的眼睛红了。我一下也哭了。我断断续续哭了三天。为周恩来，也为我自己和家人，更为这个似乎刹那间被遗弃的中国而哭。
       我头一次在监狱觉得不再孤单，因为整座监狱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警卫和犯人连在一起了。我可以听到隔壁牢房里有人在啜泣，也听到走廊上的哭泣。每个人都在哭。我听到一个年老犯人的哭声，从遥远的另一头传来：“中国失去最后的希望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怎么样？”
       所有人都在哀悼。第二天，我看见普通安全人员和看守都戴上了黑纱。我便也撕下黑棉裤的裤脚，给自己做了条黑纱。不多久，一个警卫走到我门前，打开窥视口冲我大叫：“你披着那个想干嘛？”
       我吃了一惊，眼泪滚下脸颊。
       他的态度突然变了，尴尬地看着我。“绑好!”他粗声说，“快掉了。”
       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而我，虽然知道周恩来也是授令逮捕我的人之一，仍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
       天安门广场事件
       晚春的某一天，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追悼死者。这一天叫清明节，是人们祭扫坟墓、追念先人的日子。这一年的清明节，举国上下都在哀悼周恩来的逝世，同时愤怒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人民日报》的大标题写着：“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制造暴乱。”报道很简单，但令人费解，只说坏分子以悼念周恩来为藉口，聚集在天安门前，殴打人民解放军的警卫，还冲击人民大会堂。共有一万人聚集在那里。当晚，北京的工人自卫队进驻广场并驱逐那些坏分子。报上暗示说，这次事件完全是邓小平挑拨。邓小平本来已经重新担任了副总理，但周恩来一死，他又被打倒了。
       那天早上10点钟，我读到这则消息。下午两点钟，我又被带到审讯室，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审讯室里有三个年长的干部，看样子就知道是公安部的人。
       “你读过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他们问我。
       “是。”我说，“我读过了。”
       “对于这则报道，你有什么感想？”
       “我读到坏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事端，而且还攻击革命军人。不过这则报道中有些事情我不了解。”我觉得我又要给自己惹出大麻烦来，可是嘴还是不停地说，“我不明白背后主使怎么会是邓小平？我大概知道他这个人，我想对他还是有些了解的。他也许犯过各种严重的错误，可是我个人绝不相信他会唆使流氓无赖去攻击人民解放军。他是军队里出来的，军队是他的根。”
       我等着受处罚，但是他们却都笑起来。这又是唱的哪出戏？我想，看样子他们不像是要套我话，他们真的觉得高兴。“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继续说，“报上提到周恩来总理的方式十分轻蔑，说‘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藉口’。那是什么意思？用这种方式谈论总理，算什么？”眼泪滚下我的脸颊。
       “你知道中国的政治很复杂。”一个审讯员说，“有各种暗流、各种因素。我们并不指望你从报上的一则报道就能看清所有的事。”
       我满头雾水地回了牢房。
       狱中的江青
       那年秋天，毛泽东逝世。我又一次听到哀乐响起，工作人员把喇叭架在门外的走廊上。接下来好几个礼拜，我们 听到收音机里不断报道一代伟人毛主席逝世，毛主席的生平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吊唁，然后是毛泽东的葬礼报道，更多的宣布和哀乐。我的反应却令自己都无法理解。在我心中，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智慧超人、天赋卓绝，是完美的哲学家和战略家，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是世界革命的先驱。与周恩来相比，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世界有更深远的影响。但当我听到毛的死讯时，却流不出一滴眼泪，一滴也没有。
       “监狱里的人会怎么想呢？”我自问。我的心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会没有眼泪、没有沉痛的哀伤，也没有个人伤怀的悲怆？而事实上，我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身边的看守、安全人员或其他犯人都没有表露太多的情绪。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报纸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而隐晦的涌动。就算我被孤立在狱中，仍然可以感觉出，有大事即将发生。这从毛泽东葬礼前后的发言中便可初见端倪。我从来没有在党报上读过当权的两派如此对立的言论。江青一再重申她宣称的毛泽东遗言：坚持现行政策，即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却只字不提毛的遗言。
       五六天后，报纸上所有关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消息戛然消失，可谓十年罕见。不但照片没有了，连他们的报道和行动分析也没有了，任何跟他们有关的重要字眼一律销声匿迹。
       此举的效果十分惊人。自从我入狱后，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监狱外的田野里传来任何声音。农民都在默默地喂猪种粮食。但是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锣鼓喧天的音乐透过邻近公社的大喇叭传过来，农民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铙钹齐响，四出游行。笑声和中国民乐器高亢的声音响彻八方。连着几天的下午和晚上，爆竹噼噼啪啪，响遍了沉寂多年的大地。
       在监狱里，欢乐的气氛虽然节制得多，但仍存在。我有好几年没见到有人笑了，但有天早上，一个年轻的医生来我的牢房里替我抽血体检，她笑得合不拢嘴。我问她怎么回事。
       “是好事呀。”她说。
       “什么事呢？”
       “你马上就知道了。”她说。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叫，声音似乎是从院子那边，正对我的牢房里传来。这个声音很熟悉，又高又尖，半哭地叫道：“噢，毛主席!噢，毛主席!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那哭声就像是中国葬礼上的职业送葬者。“为了你，我不在乎我得受什么苦。噢，真正的革命者在世界上要受怎样的苦呀!同志们，别怀疑，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声音我有九年没听到了，但是我很肯定就是她，千真万确。
       是江青。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虽然尽力保持更文雅的谈吐，但她讲话时忽高忽低的鼻音和上海口音，却仍然存在。现在，她又把她做政治演说时惯用的那一套戏剧化音调使出来。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别人咒骂的，”她悲泣道，“我们是在诅咒和打击下出生、成长、兴旺的。”她是在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讲话。
       管她的看守不为所动。隔着院子，我听见另一个女子的声音：“老实点!”显然这是女看守。对于那种骂人的方式，我经过这几年已经熟得不能再熟。她是那种强悍的乡下妇人，没有太多感情，纯粹公事公办。她不准备听江青的废话。“闭嘴!”她吼，“你造的孽还不够吗？你看看我们待你多好。你骗了太多人了，别以为你用那一套就可以躲过。照我的话做，要不然我就给你好看。”
       有时我会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是江青在撞门，然后是推挤的声音。我猜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被关在这里。我曾经听到王洪文在放风时试着联系其他人。“小弟!小弟!”他叫，“大哥在想你。”
       我不觉笑了笑。文化大革命初期在上海，我就已经认识了王洪文。他喜欢吹嘘自己是棉纺织厂工人，但其实是工厂保卫处的。他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他如何装病混进医院里，晃过那些计划开批斗会批判他的对手。在狱中，我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投机分子的故事，看他爬到国家领导核心的最高层，唏嘘感慨。而今他也倒了。
       院子那边的犯人带来的影响令人惊讶。短短几天内，牢房的情况改善了。他们在我们的牢房里装上喇叭，让我们听音乐和新闻。牛奶和苹果现在每天都有。看守们开始跟我交谈几句。突然之间，监狱里开始有种惺惺相惜的氛围，彼此交换当年在那个女人手下或多或少的受罪感。
       一次看守来我的牢房带我出去放风时，那个女人又开始高声尖叫。我看看看守，说：“又发作了。”我把头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点了点。
       “她得跟这里的人一样守规矩。”他说着，嘴角笑了笑。
       从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的一刻起，我就明白江青和她的同伙已经失势，现在她跟我关在同一座监狱里，我更确定这种改变是真实的。我知道我的命运也将有所改变。我早就怀疑，江青和安全部门头子康生是我被捕的幕后主使。我知道我很快就会获释，只是还要多久？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官僚作风本身也是造成耽搁的原因。我又开始变得紧张恐慌。释放的脚步越近，等待的日子就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