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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弱势群体少设一道关卡，多铺一些出路，这是真正意义的慈善。
       随着北京市人口的快速膨胀，控制人口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于是，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她建议实行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的“人口准入制度”；后来，全国人大代表、北大科技实业发展中心总经理晏懋洵教授提出，“采取行政手段在当今社会显然不可取，但是可以考虑提高学历水平或采取经济手段等方式”；再后来，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周浩博士则把“运用经济杠杆”来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加以具体化，他说：“如果北京政府要控制人口发展，我觉得首先可提高生活必需的消费水平，使一批人无法在北京生活，他们自然会选择其他的地方生活从业。”
       很明显，这些建议所要北京市控制的人口都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穷人。
       发表上述观点的都是“知识分子”，不仅学历、职称符合“知识分子”的政策性定义，发表政见的行为也像知识分子。那么，北京的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厌弃穷人呢？
       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北京之所以能够聚集众多人口，是因为北京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所以，如果想要控制人口数量的话，就必须“减少”这些磁石一般的资源，也就是要调整现有利益格局。
       第一，应当通过改革减少与国家“政治中心”相关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淡化和削弱人们涌入北京“淘金”的动机；二是应当淡化北京市“经济中心”的定位和市政府发展经济的职能，并且努力减少富人投资者进入北京，从而降低北京市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对于三位知识分子应该属于常识的话，那么，他们不去触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绝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只能是因为他们囿于自身利益已经失去了改变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动机。在他们看来，北京虽然资源丰富、机会较多，但资源和机会再多也经不住太多的人来分享。所以，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放在调整利益格局上，而是要阻止那些企图分一杯羹的人；而富人强势者他们不敢碰，就捏上了穷人的软柿子。
       这三个人的行为表明，在北京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对于普通社会成员特别是穷人应有的关怀，相反，他们自觉地站到了穷人的对立面。他们强调“素质”、“学历”和“收入”，以此显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之高，在文化修养、生活品位上是高雅的，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是高贵的。在他们看来，学历低、收入低的穷人，“不配”成为他们的邻居，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厌弃”。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迷恋物质，安于现状，既傲慢而又势利，既保守而又庸俗。他们自觉站在穷人的对立面而企图与强势者为伍，即使不是灵魂卑微、人格萎缩，至少也已经消弭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信念和激情。他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把民主讲坛变成维护和谋求少数人狭隘利益的平台，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表明他们已经沦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小市民的代言人。他们这种精神上的萎靡和颓败，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已经十分不协调。
       说结论吧：对于北京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对那些为我们的富足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穷人，应当学会感恩；对那些低学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的人格和权利，应当懂得尊重；当善良的人们给我们戴上“社会的良心”的桂冠时，应当懂得珍惜。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民主话语背后存在并活跃着的，永远只能是利益，不能以为“教授”、“博士”的头衔必然联系着真知灼见，不能对这些“知识分子”寄予太多的希望和期待。
       （顾勇飞摘自2005年9月7日《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