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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孩儿，用她们未被开掘的（因而成本极低）表演，创造了世界级明星出场才可能达到的收视率——这是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毫无疑问，“超级女声”是市场运作的一次奇迹。
       “海选”，这个曾用来形容中国县乡干部选举的名词，被挪用于超女的初选淘汰，似乎让人顺理成章地将“超级女声”看做乡村民主的“娱乐版”。但这种联想的牵强附会是明显的：乡村干部的海选是选民投票决定结果，超女的海选是评委老师裁决淘汰与胜出。而另一个差别或许更为紧要：狂热激情与偶像崇拜所驱动的“民意”对于大众娱乐是一个凯旋，但这种“民意”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是一个噩梦。积极的追星族与积极的公民可能都要求强烈的“参与”精神，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因此，祈愿以“超级女声”之类的群众参与来培养青年一代的民主文化多少有点痴人说梦。当然，从规则程序来看，“超级女声”将演唱活动搞成一种变相的体育选拔赛，它的确伸张了某种平等与公平的理念。
       尽管湖南卫视在中国电视娱乐的策划圈中已经确切无误地独占鳌头，对于超级女声“庸俗化”的声讨却也一直不绝于耳。讨伐庸俗和低级趣味对中国人而言从来就不陌生。但今天指控“超级女声”恶俗的中年人，很可以回想一下20多年前自己是如何偷听或传唱邓丽君“靡靡之音”的？这在当年被明确定性是庸俗糜烂的，已成为而今的“怀旧经典”。
       大声疾呼“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崔永元老师，也完全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实话实说”的登场。将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放到央视讨论，不也曾被人鄙夷为庸俗吗？甚至有高官质疑“难道随便什么人都能到国家电视台发言吗？”最后，不也是借助收视率的支持才保全了这档“平民化”节目吗？自家的平民化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别人家群众的喜闻乐见就是流俗。说到底，“超级女声”毕竟没有色情暴力，甚至没有大美女内衣秀。就品位而言，最坏也就是些无害的平庸。如果致力于铲除一切平庸流俗来营造一个“清洁”世界，这在文化上不只是不健康，而且有可能是恐怖的。
       超女的问题在另一个层面。由于“超女”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我们有理由推测，各种各样的克隆翻版势必层出不穷，通过大众动员的参与和消费成为主导性的文化模式，会铭刻于一代人的文化养成之中。如是，我们的确有必要追究其价值主张和内涵。但“超级女声”的诉求是什么呢？主题歌可能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开始是“想唱就唱”，是“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的“自我欣赏”，但最终是要落实到“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
       它召唤的是一个“成功的神话”，激励的是一举成名、脱颖而出的梦想。正是“偶像的诞生”构成了兴奋和刺激的群众动员力量。
       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
       为了最终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可以忍受海选中可能遭遇的羞辱，可以委曲求全地改变自己迎合评委与大众口味，可以面对严酷的PK考验……难怪每个选手在被淘汰出局时，都会万千感慨于“一路走来”。说到底，“超级女声”不是一场“想唱就唱”的自娱自乐游戏，是某种“青春残酷物语”。在这里，青春不是反叛，不是另类的开拓，不是想像力和自由，而是反复地认定、加固和强化了那个主宰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成功神话，那个竞争中的残酷对决，那个输赢决定一切价值的文化。
       竞争与输赢是我们世界的现实。学习在竞争中生存是一种成长。但是社会还有另一种现实：十几万人加入“想唱就唱”的行列，但终究不过几十个人才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其余十几万人怎么办？生命不息，PK不止吗？我们除了成功，除了PK掉对手，除了成为或崇拜偶像，还能有什么别的梦想吗？我们在“淘汰/晋级”的输赢文化中还有什么另类的选择吗？被淘汰出局的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有意义、有自信、有个性、有尊严地生活？
       “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美国是一个战场。”这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句台词。而现下的中国，20年之后的中国，PK一代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更凶险的战场？
       （逊逊摘自2005年8月18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