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曾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县城遇到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成名计划：书写一幅千米长卷。我当时的疑惑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把精神领域的事当做体力活来做呢？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巴黎新落成的《世界报》总部。新楼的正面幕墙让我心动不已——整个幕墙设计只有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漫画和维克多·雨果关于新闻自由的政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莫过于“Sanslapresse,nuitprofonde”(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然而，就在同一天，国内某家报纸推出了一日五百版的“新闻纸”，目的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能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天下第一”。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武林多热闹，自然是因为“争霸”与“打擂”的文化。中国学林似乎也不甘寂寞，若要打造个中国式的思想家，便有好事者发明“南有某某，北有某某”或“xx第一才子”，将学林变成可以一统思想的江湖。
中国文化传统中多“朴刀棍棒”、“谁与争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1992年以来上海成立了吉尼斯中国总部后，吉尼斯纪录在中国立即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狂热。近日，甚至有“广州第一人造美女”(已经“第一”一回了)正式向吉尼斯上海总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申报理由是，在15个月内全身23处动刀，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
应该说，在日益走向开放社会的中国，与别人比试医生在自己身上动了多少刀子，本是个人自由。不过，有关中国人走调的“数字生活”传统着实应该梳理一番。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
万历十五年》曾经洛阳纸贵，至少因为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点死穴。一是作者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明代风云人物聚集于公元1587年前后，揭示中国盛极而衰的内因之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二是缺少数目字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建立过一种可以用数目字来进行管理的国家与社会。
黄仁宇此话不虚。以道德代替法律，同样是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管理的重要原因。不过若是有人因此断定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数目字管理”，实在是冤枉了皇上——于道德、于法律，古代中国的“数目字管理”可谓简单有效。
从道德上说，从周礼开始，中国便渐渐流行“三从四德”，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随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套数目字管理是中国古代妇女管理的宪法，一直延用了几千年。此外，还有“三跪九叩”，臣子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黄仁宇先生立论批评的明朝就特别注重“连叩三头，重复三次”的三叩九拜。试问天下，哪个国家对国民之膝盖有如此精良的“数目字管理”？
在法律上，中国历史上同样有“数目字管理”。以刑罚为例，最杰出的当属族刑。春秋时中国便开始有了“夷三族”的酷刑，此后又有了“九族”(或是虚称)；唐朝开始有“十恶不赦”；到明朝时，明成祖曾在盛怒之下，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同其九族群杀，计八百余人，史称“株连十族”。
不难发现，皇帝老儿这种“数目字管理”很低级，虽然偶有“百”、“千”、“万”等数目，但是数来数去，治国方略中通常只能从一数到十。关于这一点，从传播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其成因。由于汉字是单音节字，只要不超过十，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一统江山”、“三从四德”、“约法三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有利于记忆和推广。更微妙的是，这些“汉语数字”一经确立，在强力下重复一万遍后便具有了某种先验的“真理性”或“合法性”，成为“汉语数字真理”。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历史上不少“数目字”，但并没有形成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大行其道者不过是“数目字统治”。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种“八九不离十”式的计数方式，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是因为它们远离真正的生活，更剥离了世界的复杂性。在政治上考察一位官员或一届政府的政绩，数字是一个客观参照。但是，如果数字不是从真实的生活与经验出发，而是来自省略或胡思乱想，来自从上到下的政治摊派与“完成任务”，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放卫星”，整个社会不啻是服用了“数字春药”，高潮迭起。然而，此时所谓“十万”、“百万”不过是争夺“天下第一”，它和数字本应表达的客观与科学并无关系。当荒诞的历史成为过去，我们今日所能忆起的，不过是举国搞了次“数字马戏”。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的“GDP崇拜”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与批评。可以说，只有告别这种崇拜，GDP才真正具有“数目字管理”的意义。
吉尼斯纪录里的“天下第一”，求量不求质，多是通向极端的模仿，而非创造。我以为，中国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即让数字还原为科学，还原为人们实现幸福自由生活的工具，而非政治与吉尼斯式的目的与标榜。今日中国人基于数字之上的“吉尼斯崇拜”，不仅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同样是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一种嘲讽。
（王晓亮摘自2005年7月12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