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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外交部长李肇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2006年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大会在上海召开。得知李肇星部长将在会上作一次国际形势报告，记者一大早赶到锦江小礼堂，听了一场120分钟的报告，随即争取了10分钟的即兴采访，之后又意外地有了与李外长60分钟的聊天。
       从电视里多次见过他的形象，听过他的声音，也听闻李外长的随和与机智，但是，只有面对面时，才会感受到那些抽象词语的魅力。你会忘却他是一个位居部长的高官，而更像一个QB对你敞开心扉的挚友；一个时刻为母分忧的游子；一个为儿黯然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的师长；一个伶牙俐齿的辩手……但无论是朴实无华还是惊涛骇浪的角色，都让你有种感动与愉悦，因为每个角色都浸染着朴素而执著的平等意识，都交织着澎湃而理性的爱国情怀。于是，记者忍不住要写下自己眼中的李肇星。
       平易近人
       我冒冒失失推开紧闭的双层门，那是锦江小礼堂一楼的贵宾接待室，上午9点不到。对面会场内早已“谈笑有鸿儒”，蜚声文坛的大作家们：王蒙、王安忆、铁凝、陈建功、池莉都陆续赶到。这是作家们的盛会，李肇星外长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因此，应邀前来作国际形势的报告。
       隔着十米，我远远看见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和李外长坐在正中，周围几人围坐，显然是随意聊天。走近一看，与电视形象相比，一身西服的李肇星显得更精神，他戴着老花眼镜正在翻阅一本杂志，嘴里念念有词：“秦文君，我知道，少年文艺的；张抗抗，是东北大学的；铁凝……”
       我记起一位同行女孩的经历：在亚洲某城召开国际会议，首脑亮相，高官云集，警卫森严。记者出入限制严格，看到李外长出现时，没有出入证的那位记者女孩机智地上前请求带入会场，最后意外成功了。“李外长没有什么架子的，也很通人情。”她事后很肯定地说。
       当外长接下我的名片后，我暗叫“此言不差”，并庆幸始终没被他的秘书阻拦。
       而随后报告中一个幽默的开场白更让我感到外长待人的真诚和平等。
       当主持人介绍说“我们的诗人部长很忙，平时日理万机，昨晚11点才到”时，李肇星马上纠正：除了到达时间是准确的，“日理万机”、“诗人”都不准确。
       他接过话题说道：“现在不允许送礼，但是，有些礼还是要的，我和炳华是党校同学，他送了我好多你们的书，书我很喜欢，就收下了。可他就顺便说了作报告的事，要推脱得找理由，没时间是一个。没想到，炳华经验丰富，说周六不上班吧？所以，没辙，只好来了。同志们，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接受礼物呀。”场下会心的笑声响起。直白之后，外长坦陈了几点理由，在他看来，文学和外交有共通之处，一样观察世界、影响世界；同样为祖国交朋友；而文学家、外交家当了官，一样都离不开实干，“外交家还要谈判，作家还要写作”。我注意到，在满场120分钟的报告中，作家们5次满堂鼓掌，作家们不仅被报告的内容所吸引，也为李肇星的平等意识所折服。
       在报告后的即兴采访中，与李肇星有一面之交的一位同行记者说，您很忙吧。李外长笑着说，不忙，那是唬人的。“有些报道说某某领导平易近人，以为那是表扬，其实，他本来就是人嘛，干嘛不把自己当人，还要近人？中国语言实在有模糊性，你们说是不是？”大家都乐开了，气氛也轻松多了。难怪，连衣帽间的服务员都向我夸口，“像这样没有架子的领导，真是少。”
       对于这点，在报告会上，李肇星和作家们道了肺腑之言：“其实，正如鲁迅所说，一个人要骄傲很容易，要自卑也不难，难的就是一辈子平等待人。”
       上海之缘
       李肇星是北京大学1964年的毕业生，当年的愿望是进入中文系，却阴差阳错进了西语系。其实，还在初中时，李肇星就显露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并由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代，李肇星就读的胶南一中是当地第一所中学，并没有多少课外读物。他常远足到县图书馆去品尝“精神食粮”，当时，《少年文艺》给了他想象的空间。“那时候，我还没见到过汽车，也不知道上海有些什么路。但是，记住了一条路，延安西路1538号，《少年文艺》的地址。”少年李肇星写了一篇1000字的散文，名字叫《越活越年轻的爷爷》，投给了上海的这家杂志，没想到，不久就发表了。“我拿到了10元钱稿费，那是我们乡、我们村、我们家的一次性收入中最高的。”往事让李肇星感慨万千，“我用3元钱给我的妈妈买了一件化纤料子的衬衫。我妈妈惊讶地说，那要我卖多少鸡蛋呀!我的学费都是妈妈卖鸡蛋积攒所得。”
       “那时，我感到上海特别公道、善解人意。”当时，上海还派了不少年轻教师支援当地的教学，“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就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的。”在150多名作家面前，谈到这段往事时，李肇星相信自己与上海的缘分。“我现在也特别喜欢上海。来上海有种亲切的感觉……”也许是血脉中流淌的诗人真情，契合了上海早春里的人文氛围和多元文化，李肇星话锋愈健。他特地提到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组织，“它就是以上海命名的——上海合作组织。”今年6月，将在上海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大会，这也是他繁忙中来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个母亲
       2003年12月23日，李肇星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在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上，与网民有105分钟的交流，在两万公众的2000个问题中，有一条问道：“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当时，李肇星这样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我在美国最大的大学俄亥俄大学演讲时，近3000名学生曾起立给我三分钟鼓掌，如果我的工作使别人认为我的祖国是更美好的，就是我的幸福和荣耀。”
       祖国，令李肇星魂牵梦萦，他在西语系读书时，老师季羡林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以后，著名诗人艾青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会含着眼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也时常鼓励着他。他深爱自己朴实的母亲，也爱伟大的祖国。
       “外交就是为祖国交朋友，为祖国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36年来，活跃在外交第一线的他牢记着这一点，处处以祖国荣辱为己身之喜忧。
       1990年代中期，李肇星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是联合国同事，一天，中、美大使在联合国大厅咖啡角不期而遇。奥尔布赖特突然发问：“请问李先生，中国老说一句话，你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外交政策也是一贯的……那么，你们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给我作一个描述？”李肇星不知道面前这位不寻常的女人是什么意图。
       “那么，您先说，您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绘一下，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知对方深浅的李肇星以退为进，“您用的词也要越少越好。”
       奥尔布赖特讲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两个词：Leadership andPartnership!”
       这一概括言简意赅，精确到位!李肇星听罢，心里很是佩服。他当即答道：“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很简单，概括来说也是两个词：Peace and Independence!”李肇星的归纳，既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又让对方肃然起敬。
       作为外交官，需要时时维护祖国的尊严。李肇星身体力行，并以此告诫从事国际报道的晚辈。他向我推荐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其中有两个平等原则，男女平等、大小国家平等；第二句是我们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中的‘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人权’，这可以用于国际斗争；第三是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对于祖国在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李肇星2001年用自己的诗句做了描述，“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些许骄傲。”
       诗人外交家
       还在任驻美大使时，李肇星就有“诗人外交家”的称号。2001年和2003年分别出了两本诗集《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1984年，在非洲莱索托工作时他写下了少儿散文集《彩色的土地——肯尼亚游记》。2004年，智利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代表总统戈拉斯向他颁发了聂鲁达百年诞辰“总统荣誉勋章”，表彰他的外交贡献和诗歌造诣。
       在锦江宾馆贵宾楼81021室，刚刚看完《时空之旅》归来的李肇星祥和地坐在沙发上，我们刚聊了上海，聊了季羡林，聊了禽流感，话题转到“诗”上。
       “你还记得写了几本诗集吗？”
       “搞不清楚。”
       “都是在飞机上写的？”
       “90％吧，坐飞机没事的时候写的。”
       “什么时候你一定要写诗了？”
       “觉得不写不行了，”他一脸的真诚，又添了句“不写就难受了”。
       “诗歌是感性的东西，外交需要很务实，两者不矛盾吗？”我提出困惑。
       “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我把写诗严格地限定为‘业余’。”
       李肇星的诗都不长，也没有绚丽的现代新手法，但是对仗工整，奇妙丰富的联想闪烁字里行间，汹涌澎湃的激情弥漫纸背纸面。2001年1月30日，结束三年驻美大使生涯后，话别朋友同事回国，华盛顿大雨，底特律浓雾，航班一再推迟。他在机场挥毫玉成《话别》，“泪泉涌奔/心山震撼／华盛顿豪雨打湿衣袖/底特律浓雾挽留飞船／此意深深／此景远远／密密实实／接天连地”。
       诗歌往往是流泪的文字，李肇星外交生涯中无与伦比的喜怒哀乐也常常化作几行热诗。
       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与出访各国进行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是重点，谈判从16日晚8时50分一直持续到17日凌晨2时27分，6次中断，又6次恢复。最终一刻，李肇星泪如雨下，写诗抒情：“凌晨，两点二十七／异国首都，一片沉寂／收获了心境的平静，失却了应有的睡意……／十万里外的祖国啊!奔涌的热泪向你致意……泪光难及的祖国啊!／骄傲地为你憔悴／幸福地为你美丽……”。
       “你给奥运会写歌词了？”
       “写完忘了，报上说还有个什么版权。那天从外交部到钓鱼台，堵车，40分钟，我就写了，写完后很激动，很高兴。”李肇星满脸的灿烂。让我想到“不写不行”的说法。
       “怎么会想到的？”
       “我曾是中国奥申委委员，在摩纳哥第一次申办时，我们失败了，莫斯科申办成功前，我已经退出来了。”
       其实，5年前，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凌晨3时30分，李肇星在长安街参加群众自发庆祝游行后就曾赋诗一首《世界和未来选择北京》，诗中写道：“无拘无束的泪花飞溅神州， / 膨湃汹涌的欢笑洗礼京城。 / 善良的马可·波罗醒来， / 不老的萨马兰奇选择北京…… / 莫斯科的选择公正， / 世界的选择明智， / 朋友的选择永恒—— / 就像亿万年来 / 骄傲的苍天选择了星星。”
       当谈兴正浓时，我被获准提一个自认为“刁钻”的问题：“有人说你作为外交官却要写诗……”
       “是否有点不务正业呀？”
       “不，与传统的形象不太符合？”
       “那是他对外交官这个职业太不了解了。远有清朝的黄遵宪，他任过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等，有诗集《人境庐诗草》，近有陈毅元帅，他的诗歌成就，在亿万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只要写的诗是对老百姓有帮助的，大体不会错。其实，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做人和做外交都一个道理。在国内，要多关心孩子、农民和下岗工人，在国际上，要多想到发展中国家。”
       辩论秘诀
       当我追问感情丰富对外交工作会带来什么坏处时，李肇星说：“嫉恶如仇，当然可以，人要有感情的，但既然有一定的责任，也要冷静，不能太冲动，不能感情用事。”
       在外交场上排难解纷，需要的是理智和才智。而从1998年到2001年三年内，李肇星任驻美大使，以正直、智慧、赤诚和实际行动，在华盛顿的外交场中颇得好评和尊敬，也赢得美国人民的友谊。华盛顿市长还特意将他2001年1月29日离任日宣布为“李肇星日”。
       我忽然想起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千叶明对我说的一席话，当时在东京，我问千叶明，做新闻发言人怎样解答有些棘手的问题？他说，以前在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时，李肇星的回答常常语出惊人，记者拼命地记，结果回去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实质新闻。以后他就琢磨着去学李肇星怎么智答媒体。
       “你是怎么掌握这些辩论技巧的？”
       李肇星嘿嘿一笑，脸上闪过几分狡黠，但十分透明。他说：“其实呀，要说服别人，第一要心中装着自己的祖国，第二就是要讲道理，用事实说话；不知道、拿不准的事就别说。”
       从上午120分钟的报告到晚上的聊天，我已经亲身领略到外长的机智、灵敏及谦和。
       报告开始时，见到会议主持人丹增，李肇星立刻说，要祝贺这位在世界屋脊认识的老友，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铺成，将创造三项世界纪录。一，有了海拔5000多米的火车站，取代了秘鲁创下的世界纪录；二，世界最高的隧道在唐古拉山下诞生；三，创下了世界铁路工程史上惟一没有因高原缺氧而出现员工死亡的壮举。
       而在报告会后记者十分钟的采访中，有记者问胡锦涛主席访美是在4月上旬还是下旬，希望得知更进一步消息时，李肇星笑笞，任何季节中美关系都应是好的。
       我发现，无论是讲国际形势，还是闲聊，他的脑子就像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出示不完的数据，那些数据成了事实的巨人。
       “你要记那么多东西，要花多少时间来学习呀？平时看什么书？”
       “哪有这么神呀，”李肇星起身，笑着说，“有那么多人帮助我呢!还有中央领导和老师们教育我。这次来上海，就知道上海每出口一台VCD，才赚一美元，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多重要。上周农业部长告诉我，中国大陆一共有家禽143亿只，占世界总量的40％，所以，美国、法国元首都要和胡主席商谈防控禽流感合作。”
       父子情深
       虽然已经走过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的153个，虽然外交场上处惊不变，舌战群雄，但是提起儿子李禾禾，我第一次感到面前坐着的是一位父亲，我强烈地感受到他身上一种无法掩饰的失落，以至于一直轻松幽默的语调也变得有些松散。
       同是西语系同学、又同进外交部的李肇星夫人秦小梅，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她这一生颇感欣慰的是成就了两个比较出色的男人，一个是丈夫李肇星，一个是儿子李禾禾。夫妇给儿子取名禾禾，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
       “听说，你希望把儿子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是吗？”
       “我儿子一直认为我比较可笑，比较傻。高中毕业时，我推荐他考我和他妈妈的母校——北大，他说，我想考个好一点的，就清华吧。”虽是自嘲的口气，却有一种为父的天然骄傲。
       “他还在美国吗？”
       “他在美国读完书，工作后挣了点钱，又去哈佛读了个什么学位。”
       “是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吧”我插话。
       “前两天，我们发生了一场辩论，吵了一场。两人看法不一致，他认为他比我厉害。”这位父亲径自地说着，“他要干的事，我不赞成，他说我落后于时代。”
       我的眼神有些不敢正视，生怕捕捉到这位父亲脸上因小辈不理解而产生的孤独，而之前，他所带给大家的都是幽默、平静、机智的语言。
       1995年母亲去世时，李肇星正在智利圣地亚哥访问而无法尽孝。此后他将这种血缘之爱默默地转移在儿子禾禾身上，在1999年的一篇散文《儿子3岁》中，他回忆儿子3岁时自答自问的一连串问题，共19个，3岁的禾禾充满想象力，“吃包子时，包子为什么流泪？”“对不起，是我把它咬痛了，它哭了。”“为什么雨点往下掉，不往上掉？”“因为往下掉有地面接着，地面是他们的妈妈。”“汽车的四个轮子赛跑，谁是冠军？”“往前跑，前面的轮子是冠军；倒车时，后面的轮子是冠军。”禾禾固然可爱，但能记住这些问题的父亲，他凝聚的爱意之浓又如何能轻易化开？2002年，禾禾在美国留学，李肇星出差到美国，看见睡地板的儿子，他写了《见儿子睡地板》一诗，“见儿子睡在硬邦邦的地板， / 我想变成汕头东莞产的藤床； / 听儿子诉说思乡的滋味， / 我想说，爸就是山东半岛胶州湾上的一缕阳光。 / 说不出的话太多， / 包括 / 有火的炽热， / 才能炼出好钢。”
       一位严父的侠骨柔肠跃然纸上。
       “你觉得有代沟吗？你说服他了吗？”我忍不住问。
       “父亲”递过两张纸作为回答。
       这是一份日记的打印稿，一周中，“父亲”始终难解与儿子的争论带来的淡淡的伤感。
       周二写的是《关于父母》：……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但小时候又都对父母的一些要求有过不理解。可怜天下父母心。用外交套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关切”多了些，孩子对父母的关切少得不成比例。有关秩序一直不公平。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往往为时太晚。
       周五的主题是《关于孩子》，文中写道：父母爱孩子，是无私的——我享受过这种待遇，刻骨铭心；我爱孩子，深知个中滋味。几十年前，夜里去西郊幼儿园，“闹床”的孩子听见声音就躲进被窝装睡，那时，觉得自己在孩子面前威信还是高的。后来，儿子成了大学生，自己就变得像中学生；儿子读硕士自己就更什么“士”也不是了。怎么办？还是要与时俱进，学习，包括向孩子们学习，同时提醒孩子，要志在高远，又要牢记祖国永恒。
       看着这些工整的印刷体，我的心里有些酸酸的，这样的话，让每个人会想起朱自清的《背影》，想起自己的父母。
       我没有再追问原因和结果。
       我不知道和我同龄的李禾禾是否有机会读父亲的这些日记，能否洞悉父爱和原则之间的尺度，他有一天是否也会有“为时太晚”的感觉？
       落下这些文字时，我祈愿这位父亲已经不再承受这不对称的秩序，父子间已经默契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