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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客的笑话层出不穷，然而他们有一种素质却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尽管手下的人交上来的全都是虚假报表，但他们依然可以做出近似合理的判断。
       关于这个问题，数学家可以告诉你答案，并且这也是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家更多的原因。
       在多数调查中，回答者没有说谎的理由，如果有人被问：上星期是否买过一罐烤豆，他们的回答一般都是诚实的。然而在其他场合，比如你问起他们的收入、性活动或近年来的政治倾向，你就必须要考虑他们是不是在说谎。
       人说谎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更多的情况，他们不是要欺骗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比如汤姆发现自己上星期看了35小时的电视，他可能不想承认自己的生活如此无聊，所以就在21～30的方框里打了个钩。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性习惯调查，有个问题是问他们和多少个异性有过性关系。男性的平均回答是3.7，女性的平均回答是1.9。按理说，如果某个男人和某个女人有性关系，那就是说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有性关系，所以这两个数值应该非常接近，但现在竟有3.7－1.9＝1.8个女性凭空消失了。因此社会学家们得出一个结论：男性倾向于夸大他们的性活动，而女性则宁可把这个数字减少一点。
       那么对付这类棘手的问题，统计学家就要做一点手段了。
       比如在越战期间，美国官方需要知道有多少士兵吸毒，可是没有一个有理智的士兵会承认自己吸毒，因为这是违法的。那么研究者如何获得真相呢？
       他们采用了这样一种技术：调研者手中有一个口袋，口袋中有三张卡片（如图），他向士兵出示这个口袋，并把这三张卡片给士兵看。然后要士兵把手伸入口袋内，随意取出一张卡片，不必给研究者看，只要在答题页上答“是”或“否”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士兵答“是”的时候，研究者不能判断他是基于什么问题回答的，所以士兵不可能被处罚，这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比较倾向于做出诚实回答。
       假定研究者采访了1200名士兵，结果有560人对卡片上的问题说“是”，那么在1200人中，平均每张卡片有400人抽过，这意味着在560个回答“是”的答案中，有400个人回答的是三角形问题，160人回答的是毒品问题。因此大致的估计是400名士兵中有160人吸毒，即40%。
       当然，抽样要采取一种公平的原则，但有时偏差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护士时常为病人号脉20秒钟，然后推算出病人一分钟的脉搏。但很可能这20秒钟所代表的并不是病人的常规状态，比如一个有吸引力的女护士握住一个男青年手腕时，脉搏就经常失常——虽然这听起来很像笑话，但它确实是一些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探讨的不是怎样统计信息，而是如何利用信息。
       假如，广告告诉你：“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有80％的猫主人说他的猫喜欢3A牌猫饼干！”而你通过再调查，发现该公司只调查了10个人。于是你推断：这只能说明商品好，否则就是商家的运气爆棚了。接着你买回了3A牌猫饼干，但你家的猫非但不喜欢吃它，反而把它摔在你的脸上。你又问了几个朋友，他们的猫也不喜欢。你终于愤怒了，决心揭露商家在统计结果上玩的诡计，并把他们告上法庭……
       那么，如果你是商家，你要如何做才能得出欢迎率达80%的调查结果呢？
       （冯宇摘自《三车同到之谜——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数学》，上海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