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末代皇帝，必定是暴虐荒淫的，否则就显不出新皇帝的英明神武。
周武王也不例外，就算他英明神武，也要造一个昏君以便显得他更英明神武。所以为了解释伐纣的合理性，他给纣王列了六条罪状：
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崇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状不管放在哪朝哪代都不算严重，有的条款甚至还有进步意义，比如“不用贵戚旧臣，登崇小人”。这里的“小人”并非指下流无耻之徒，按当时的原意，指的是非贵族子弟。
“听信妇言”这条，其实说明了商朝对女性的尊重。何况在“贵戚旧臣”都纷纷离去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女人，他还能和谁共商大事？毕竟他们坐在一条船上。
而“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与国计民生无关的小节，而且并不属实。从出土的甲骨卜辞上看，到了纣王时期，祭祀的活动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如果武王的理由是祭祀过多，劳民伤财，那还说得过去。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六条大罪，只有“酗酒”还算是有点分量。但是商朝好酒是一贯风气——何况商朝文化发达，崇尚音乐，边喝边唱是很爽的。
周人给纣王泼脏水并不厉害，只上述六条就事论事，也不涉及人格，没有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总之作为敌人，周人没把纣王与暴虐荒淫挂上钩，倒是战国以后的学者一代比一代八卦。
据正史载，商纣王曾经攻克东夷，把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并开发了长江流域；同时周国在西部迅速扩张，使国势强大，到文王姬昌为止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两国发展到这个地步，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文王与纣王会战于山西黎城，文王大败，如果不是姜子牙策反东夷作乱，恐怕周朝就会如此完结。
文王死后，武王姬发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再妄动刀兵；而纣王看周老实了，便开始对东夷实施报复。据说此战商军如风卷残云，直逼长江下游，杀得东夷部落鸡飞狗跳。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的交通得到开发，因此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这个历史功绩，应该记到纣王身上。
武王得知纣王大军尽出，都城防御甚弱，便出奇兵突袭，于牧野一战成功。此时商国大军远在东南，无力援手；而牧野之战的商军，并非商王朝的精锐之师，而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囚徒。即便如此，牧野之战也打得惨烈非常，《
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而不是历史教材所说，奴隶临阵倒戈。
此后，纣王率疲惫之师赶回朝歌，但已无力回天。最终，周武王攻下鹿台，用大钺砍下纣王烧煳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上。伍子胥对楚王掘墓鞭尸，还遭到后人的非议，为什么武王如此对待已死的纣王，却没人说他残暴？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就死得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投水，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被剖了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是要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皇甫谧这位医生出身的史官干脆说，纣王在妲己怂恿下，除了剖比干的心，还解剖怀孕妇女，看胎儿形态。
至于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等事，西周文献上从来就没有。那是战国末期，韩非子杜撰出来的。西汉的司马迁继续给历史加鸡精，他在韩非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的性描写，于是纣王的罪名又多了一条。西汉刘向也不甘寂寞，积极筹划“鹿台扩建工程”，使其“大三里，高千尺”，从此纣王就落下了穷奢极欲的罪名。到了东汉，史官看留白不多了，就只好让酒池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时光飞逝，一下子到了晋朝，皇甫医生看没什么好改的，于是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又扩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谁好谁坏，还不是靠包装！
（袁里华摘编自2005年4月14日《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