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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指标，水降船低。
       不久前，一家权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发布了《2005年社会蓝皮书》，该书根据调查得出的一项结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而农民的幸福感还要超过城镇居民。
       学者们以科学方法和客观态度得出的结论，我们不便置疑。尽管如此，依据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常情常理来判断，对于这样的结论还是难以认同的。
       在学者们的调查中，有着精心设计的指标体系，对农民幸福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指标依次为：个人职业满意度、物价变动承受能力、个人业余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和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由结论反推，农民在这几个方面的满意度也应当高于城镇居民。
       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均耕地只有1.5亩，还有大量耕地正在被占用。有限耕地无法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正在大规模进行转移。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最苦、最累、最脏和最危险的工作。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消息说，全国因工伤造成的死亡中，有将近八成是农民工；还有数量更多的农民工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在如此恶劣的状态下工作，农民竟然会对职业有更高的满意度，实在令人难以想像。
       节俭是农民的美德。也许他们平时不花太多的钱，因而对物价变化也有更好的承受力。可是在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受害的多是农民消费者。他们自以为是用比城里人更少的钱买来了奶粉，实际上却是用比城里人高得多的价钱买来了米粉和糖水。农民对物价的良好承受力，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消费的是劣质产品，为此他们付出的，常常是自身甚至第二代人健康的代价。
       另外一则消息说，北京几十名农民工工余无事，在一起观看黄色录像，遭到警察围捕，逃跑中有两名农民工落入粪坑淹死。事后有农民工向记者解释他们为什么看黄色录像：“我们一来就发了安全套，可是没地方使啊！”有安全套而无处使的农民，对他们的业余生活居然也能感到满意。
       其实根本用不着找这些例证，谁都知道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城里人的生存状态是有巨大差异的。这就让我们有理由猜测，主观的幸福感受和生活的真实幸福程度，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城里的工人数着按月发放的工资可能会抱怨太少，而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隔年欠薪的农民工却会因此而对社会报以极大的感恩之情。农民的幸福感，也许并不完全来自他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而有一部分是来自对现实状态不能不做的妥协。
       衡量农民的真实幸福程度，或许需要另外一把尺子？
       （胡春摘自《农村青年》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