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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1920年游历了中国。本书是他的中国游记。五十八篇长短不一的生动描绘连缀成了一架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有助于今天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的想象与了解。本文摘选了其中的一篇。
       这一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真让人感到惊奇。站在它面向落日的城楼上，你能看到西藏的雪山。城里人口众多，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走得自由自在，一个腿脚快的人走城墙一圈要花三个小时。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河道很浅，只有载重不大的平底船能够安全航行。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在心神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是否火车和轮船对生活的正常进行是必需的？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我们也认为是必需的；而在这儿，一百万人在成长、婚嫁、生儿育女和衰老死亡；这儿一百万人也忙碌地从事商业、艺术和思想创造。
       在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指辜鸿铭——编者），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愿望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然而全年中每个星期的某些天里，他会敞开大门进行诸如切磋学问、讲授儒学的活动。他有一批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比起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训诫，大部分学生更喜欢外国大学华丽的建筑和洋人有用的科学；而在他看来，这都不值得提起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见；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坐了轿子去。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我经过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和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了我坐着的轿子。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通话，最后同意我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萎靡，穿着寒酸，他示意我跟着他。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一个门生。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长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的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领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段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它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的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他的议论非常尖刻。我们又坐下来喝茶。他开始说得更流畅了。他说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时不时地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意思。就一个固执的人所能受到的影响而言，他可能深受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性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一个治学刻苦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及他自己的一本著作。
       “我写了二十本书，”他说，“那是在欧洲出版物上惟独一篇评论我的文章。”
       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弄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被发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学根本上显得空洞。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哲学家的信念并非依据确实的证据，而是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思维活动仅仅用来证明他直觉到的真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了一根烟。起初他的声音有些微弱疲惫，但随着谈兴越来越浓，他的声音也益发有力。他很兴奋地说着。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智者的沉静。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斗士。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在他看来，社会是个统一体，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他越来越严厉地、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他大声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于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跟她说些爱抚的话并温柔地吻她。她穿着黑色外套，裤子几乎够不到踝骨处，一条长辫子拖到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城市的治理者。他非常的博学，也极富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子，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寒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我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意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能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体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了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他写字，一边饶有兴味地想起听来的他的一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这是通常对那些地方的委婉说法。他的大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的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做儿子的来说，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他们间接了解的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字写好了。为了让墨迹干得快些，他撒了些粉末在纸上，随后把纸递给我。
       “你写了些什么？”我问。
       我想他眼神中略微有一丝恶意。
       “我冒昧地送你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仍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时，”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所有的读书人至少会写几行风雅的诗句。”
       我接过纸，看着上面的汉字，这些字在纸上构成了一种好看的图形。
       “你愿意给我翻译一下吗？”
       “译者即叛徒，”他回答说。“你别指望我出卖自己。请你的英国朋友帮忙吧。那些中国通其实一无所知，但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人，能够给你粗略而简单地翻译几行。”
       我向他告辞，他特别客气地送我到我的轿子前。后来有个机会，我把诗给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老实说，我读诗的时候，多少有点吃惊，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
        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
        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
        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