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介绍一下主人公。
朱熹大家都熟悉——儒家学派自孔子始，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始有亚圣。后来在儒家的经典中，就只有君子没有圣人，就连让儒教成为官方哲学的董仲舒，也不过被称为大儒而已。但到了宋代，却又出了一个朱圣人。
朱熹宣扬：世上有天理，天理是自然，天理是法则，天理是道德，天理是善；百姓心存人欲，人欲是恶。所以就要兴天理，灭人欲，要狠斗一个“私”字；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只想忠君爱国的人。
另一个主人公叫严蕊，字幼芳，南宋初年天台著名官妓。
周密《
齐东野语》称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虽说她一直想从良，一直得不到州府的特许。因为严蕊太有名了，以至于成为台州经济的支柱产业。
说到这里，未免就有人想入非非，参考街头小报，攒出几条八卦来。事实上宋朝的狗仔队未必就比今天的差，有关这件事，光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有好几个版本。
按正史来说，1182年，作为浙东常平物资厅长的朱熹，来到台州视察灾情。这时朱熹接到一些官僚上折子告状，状告知州唐仲友，内容无非就是一些“催税紧急，户口流移”不痛不痒的问题。
一个人做一些无聊事不难，难的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给别人找茬儿中去——朱熹的眼光是很刁的，像“催税紧急，户口流移”这等小问题就自然一眼略过，直接把目光集中在这样一条举报上：唐仲友与官妓严蕊有私情。
知州与官妓有私情？那还了得！
南宋规定之一：官妓必须无条件地应承官差，随喊随到；但是歌舞佐酒可以，然不得私侍枕席，提供性服务。
经过多方考察，两人的关系果然有些暧昧——唐仲友每次请客时，都指名让严蕊坐陪。至于到底有没有那回事，倒是宁可错抓不可错放，朱熹的根据是《新约·马太福音》：“有谁若是淫邪地看一个女人，那他就已经在心里同她犯了奸淫。”
然而朱熹也明白，唐仲友身为知府，他无凭无据，就无权去捉。
从法律角度讲，捉贼拿赃，捉奸拿双。按南宋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除了当事人的证词，还去哪里找第一手材料？
于是他就先把严蕊拿下，严刑拷打，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在朱熹的眼里，严蕊这个风尘女子应该是一只最软的柿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块比柿子硬一万倍的石头。
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
严蕊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但就是不招自己与唐仲友有男女关系。柏杨在《君子与小人》这篇文章里写朱熹见到这种情况，竟急得赤膊上阵，亲自给严蕊上刑，打了将近两个月——这就牵涉到当时名妓的另一个重要素质了：有情有义，正气凛然。严蕊只说与唐仲友是工作关系，完全不承认有私情。
朱熹打得没有办法了。又移绍兴狱中，让狱吏以好言诱供。结果严蕊答道：“我出身微贱，即使我跟太守有私情，也不是什么大罪，现在打也打了，我招了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诬陷士大夫呢，死我也不干。”又一顿好打，几乎把这个小女子打死。话也说回来，唐仲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严蕊为他挨打地球人都知道了，他也不跳出来说两句。和他有私情？他配吗？
至此，朱熹把自己扔进了一个烂泥潭，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在皇上看来，朱熹也让他伤脑筋：我本来派你去视察灾情，解决民计民生的，你倒查起同僚的作风问题，还因为这点事赖着不走了！于是皇上一急，各打五十大板——唐仲友被免了职，朱熹也借着“荣休”的台阶被打发回了原籍。
这件事在老百姓看来又是另一番风景：官与官斗，本来无聊，但其中夹进一个绰约多姿的妓女，就大有嚼头了。他们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先生，想像成一个第三者，说朱熹追求严蕊不成而要报复，因为自己得不到，也不许别人得到。这个绯闻版本影响很大，以致后来的小说家都把它作为素材。
但如果真是如此，朱熹好歹还算个正常人；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个道德警察，抓惯了伦理问题，并惯于把自己的道德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而已。
最后打理一下后事：台州的民计民生暂且不表，单说严蕊。后来台州来了个岳飞的后代岳霖，他敬佩严蕊，就把严蕊请出来，看她伤痕累累，让她做词自陈。严蕊心念一动，口占《卜算子》一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即日判令出狱。
一直还有人想知道严蕊的故事，后来，严蕊写了一本狱中回忆录，开篇一句就是：“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算是澄清了那段历史。
（柳明月摘编自《红颜：女人千年的荣耀与哀伤》，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