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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一天上午，电话铃声冲破了办公室的寂静，我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电话筒，对方急问：“远行吗？”
       “是我。”
       “我是余湛，炳公（王炳南）在吗？”
       王炳南从1964年由波兰回国后，出任主管苏联东欧司的副部长。余湛是苏联东欧司司长。
       余湛听我说王炳南不在办公室，他并不罢休，接着就说：“我驻某国大使已奉调回国，他现在在我这里。”
       “回来得这么快。关于该大使（下称该大使）调回来的问题，你跟他谈过了吗？”我接着问。
       余湛没回答我提的问题，却答非所问地说：“按回国述职的惯例，该大使跟我们谈了有关地区形势、双边关系和该国对国际问题和对华的态度。最后，他也谈了使馆的内部人事等情况。”
       我问：“他谈到我代表团去访的接待情况了吗？”
       “是的，该大使谈到我代表团出访，对推动双边关系，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余湛接着又说：“该大使提出了一个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他这次奉调回国，不知有什么特殊需要和任务。对这个问题，按惯例，还是请部里领导跟他谈吧。因此，希望炳公尽快见他一下，跟他谈谈。这也是回国述职的老大使的必然程序。什么时间见该大使，得看炳公的日程和方便。”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便直截了当地问余湛：“他被调回的原因，自己知道什么不？”
       余湛在电话里没直接回答我，又是答非所问地说：“请炳公快些见他一下吧!今天先请该大使回去，请他等候王办的电话通知，你看好吗？”
       我踌躇片刻，我已感觉到余湛没跟该大使深谈，没告诉他被调回的原因。我出自对这位老大使的同情，如不尽快安排王炳南见他一下，似有不妥。我当即告余：
       “请该大使明天上午10时来王办。如有变化，我将直接通知他。”
       在通常情况下，大使在任期间，只要临时回国，或卸任回国，都必须事先请示国内同意，方可启程离开岗位回国。
       外交部明文规定，大使在外，如需要中途回国，包括休假、述职、陪驻在国元首访华以及任期已满，均必须事先请示国内，须得到批准同意后，方可启程回国。
       须知，每位大使回国前的请示，都是经过外交部地区司提出意见，报请部领导批准的。因此，每位大使回国后，不管事大事小，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先到司里去谈谈情况，然后再到部领导那里去谈。而且，大使回国的有关问题，不管事情机密程度是大是小，各地区司的司长是知道的。
       该大使上任刚到一年，就被紧急召回，另有任用。此事本身就已经违反常规，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测。特别是他本人更是急如星火地要知道被召回的原因。在这情况下，余湛应该如实地、毫不含糊地把召回他的原因告诉他，甚至可以告诉他，召他回京是上面的决定，外交部是照办执行的。这样也可让他早些了解实情，以解除人家的疑虑。然而，余湛没这么办。
       余湛和我通电话时为什么含含糊糊地答非所问？我当时估计到，要么是余和我通话时，该大使就坐在旁边，余不便说。余是搞过机要工作的，办事谨慎，不该多说的话不说。他答非所问，我也听得明白，也没再问下去；要么是，该大使资格老，由司长跟他谈这类罢官之事，多有不便；要么是，余本人对匆忙罢官一事不满，思想不通、有保留，但又不能不照办。于是乎，余就采取了一个绕道而行的办法，把皮球踢给了王炳南。
       事后，余湛表示，这件事不大好说，不好直说他是因为“抢镜头”被撤了职。况且，该大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和什么人拍照抢了镜头，他也没弄清，怎么跟人家谈。撤人家的职，不是小事，谈不好，会引起人家的误解。所以，他认为此事，由炳公出面跟该大使谈比较妥当。
       怎么办？
       王炳南要和该大使谈清召回的原委，就很需要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因此，我立即放下一切工作，去值班室等处查清处理此事的全部过程。
       五天前，在外交部值班室，曾有几位秘书议论过此事。
       这年的夏秋，我国派出了一个规格较高、有康生在内的代表团，出访该大使所出任的国家。这一高级代表团回国后，按照康生的指示，办了两件事：一、康生交办，说我驻该国大使照相时抢镜头，目中无人，不宜继续在外当大使，立即调回；二、命外交部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报，召回该大使。
       此事办得突然，实在不合常规，但来头不小，是康生交办，则震动很大。因此，办理此事的我们这些经手人，都不便多问。尽管许多情况都弄不清，但这件事毕竟是件不太体面的事，又是一棍子就把人家打个半死，丢了官，所以经手人尽量把它的过手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抢镜头是个错误，是外交官的大忌，但这错误还不至于构成罢官的理由，它与政治问题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因为这点错误（抢镜头），就把一个全权大使拉下马，实在有些玄。说不定，撤销该大使的职务还有其他什么罪过吧？！
       说心里话，这种疑惑，在当时，还不是怀疑这一决定是否正确。在我的思想里，还没达到怀疑康生的境界。只是像这样一个大的人事调动，我们没看到有什么文字的东西。也就是说，此事没有任何文字可查，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有关情况。此事就是这么简单，一锤定音。这样的做法，从外交业务以及干部政策上去分析，我们总觉得有许多问题难以理解。
       关于抢镜头这件事，是该大使有意对国家代表团不敬，还是无意之中抢了镜头。前者谁也不敢想会有这么胆大妄为的大使，后者应属无意之错，情有可原，何必大惊小怪。
       仅就对外来说，一个大使在外国人堆里抢镜头，是不可能的。
       在对外活动中拍照，谁站在什么位置，都由礼宾官、或驻在国礼宾官安排。谁站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礼宾顺序，谁也站不错，谁也抢不了镜头。
       其次是，在通常情况下，大使是代表国家元首，他的位置基本上应安排在代表团团长之旁。如果出现在机场等临时场合被拍照，大使陪同团长被拍了照，不管他站的位置如何，也不必过于挑剔。
       再其次是，大使由于一时不慎，站错了位置，却又没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驻在国也没有这类问题的反映，何必揪住人家不放呢。
       再就对内来说，代表团和使馆人员内部拍照，虽然比较简单，但其座次顺序也都是由礼宾官事先安排好，也不是随便乱坐的。假如在内部拍照，大使不听礼宾官的安排，抢了镜头，不管出自什么原因，确实是大使的一大过错，应该给以批评指正，但不至于以此为由罢他的官。
       况且，由于“抢镜头”内部原因而召回大使，会被驻在国看成是一个外交行动。因此该大使被召回，不管是对外、对内都是一种难以说清楚的事情。
       康生不顾一切内外影响，下令召回该大使，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康生下达的这一决定，谁也不便怀疑这决定是否正确。尽管我感到有些问题还没弄清，但也无处去问，也不便多问。即使是有个别人知道一点代表团的内情，他也不便或不敢向我说个明白。
       因此，在这样有些事还弄不明白的情况下，如何向王炳南汇报，我有些为难。
       最后，我只能如实地汇报，知多少，讲多少。除了较为明确的两点：1．康生交办，该大使“抢镜头”目中无人，立即调回；2．经国务院批办，立即发电召回等，我必讲之外，再把我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向王说说。
       第二天，王炳南一上班，看到当天的日程后，便问该大使和司里谈的情况。我立即告王，余湛跟该大使谈过此事，但没讲将其召回的原因，似乎余有些不便谈。余建议请部里跟该大使谈。接着，我大胆地说：“‘抢镜头’的具体情况，我一直弄不清，又无处了解。这本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些让人高深莫测。”
       王炳南听后立即表态说：“党内有许多人事问题，不经研究，一个人就可下令给人家定罪，目中没有党章、没有国法、没有组织原则。此事已经过周总理。我们要相信总理，只能照办，不能添乱。”
       接着，王炳南对我讲了三句话。这几句话简单明了、道理清晰，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说：“一、外交无小事，对一个驻外使节来说，都要把这一警句当成紧箍咒，牢牢地套在自己的脑门上；一个使节的举止形象，将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切要注意，不能大大咧咧的。
       “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这根弦要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切不可掉以轻心。
       “该大使抢镜头，不管情节如何，都不能看成是生活小事。当然，此事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二、外交官对外讲话要有分寸，该说的，就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不该说的，就守口如瓶，切不可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夸夸其谈，总想高人一等、出人头地。
       “三、人要以和为贵。这句话我听毛主席说过。同志之间要友善相处，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我们对待人家的过错，只要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要揪住不放，得过且过。我们要学会有气量、能容人、能宽以待人。
       “康生对该大使的处理意见，作为中央的要求，我执行，但我认为仅凭‘抢镜头’就撤销人家的职务，似乎有些过。说不定此案还有其他什么因素。”
       王炳南是搞过多年统战工作的外交家，他待人处事的经验比较丰富。他的品德和为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他朴实谦和，古道热肠，待人诚恳，没有架子。他不妒忌别人，也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他的朋友遍及国内、外各个阶层。他处理任何难题，总是那么从容不迫，信心十足。当我对该大使的事，还摸不到头脑的时候，王炳南已对此事胸有成竹。仅用了几分钟，王就讲出了三点对该大使一事的看法。
       这三点意见概括了此案的全貌和看法。
       我每次听到王炳南敞开心扉讲这些心里话时，我都认为他是对的。
       王炳南这次对该大使“抢镜头”一事，虽然他也认为“抢镜头”是外交官的大忌，是该大使的错误，但他对此事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王炳南讲到这几点看法后，忙问：“你讲得好。但不知该大使的事，是否还有挽救的机会？”
       王炳南明确回答说：“没有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
       王说：“我已说过，外交部是陈总和周总理领导的部门。该大使的事，也是经过周办下来的。如果我们对此案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或申诉什么，按组织程序，只能向周那里提出。这样做，不管提什么意见，都会使周为难。事已至此，收回成命已经不可能了。”
       “再者，外交部是执行部门。考虑到该大使‘抢镜头’的具体细节，还没弄清，我们切不可贸然行事。”
       王炳南稍停片刻后又说：“有些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必去了解。不了解也好。”
       上午10时整，该大使忧心忡忡地走上东楼的二楼，小心翼翼地敲了两下王炳南办公室的门。我立即出来迎客。
       门开了。立在门前的这位大使，五十岁左右。一看便知，他是位久经风霜的老干部，他笑容可掬，礼貌周到，既有英俊潇洒的外交官风度，又有久经战火锻炼的军官气质。他高高的个头，宽宽的肩膀，大大的眼睛，在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通报了姓名后，我立即表示，快进来，王副部长在等他呢。
       该大使和王炳南寒暄后，就坐在王的对面，开始了他的述职报告。
       在他们交谈中，该大使是那样平静、那样健谈，神情自然、谈笑风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不快和沮丧。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竟然把这个述职变成了久逢知己的一席畅谈。
       这本是一次十分沉重的对话。一位是犯了“错误”，被勒令召回，心里极不平衡，想通过这次谈话，听听自己犯的是什么错误，还准备为自己的尊严辩护一番；一位是代表外交部说明将其召回的原因，相机做些开导工作，以避免该大使背着思想包袱离开外交部，最后还要给人家谈谈工作的去向问题。
       然而，这件被罢官而又不太体面的事情，要拿到桌面上来谈，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一个年过半百的干部来说，实在有些难为情。
       因此，不管是谈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不愿意触及到这件事的细节。
       王炳南不便起口，该大使有苦难言。结果这一碍着面子的错误细节，竟然被这两个人用婉转的语言给回避了。两个人不言而喻，心照不宣。
       在两人的谈话中，王炳南已发现该大使早已知道其被调回的原因。因此，王面对该大使不便启口，又不想多问的尴尬情形，也就不想再难为人家了，不想再去触动人家的伤疤。
       就这样，两人在不涉及“抢镜头”细节的情况下，竟然把一个沉重的谈话变成了一个比较轻松的交谈。
       但是，我在他们的谈话中，还是听出了一些有关“抢镜头”的端倪。
       关于召回一事，王炳南说，周恩来对外交人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既要求办事严谨，又要求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切不可大大咧咧的。对此，大使在使馆虽然时间不长，应该也会有所体会的。遗憾的是，大使就耍离开外交部了，希望大使在这方面总结总结，在总结中提高自己。
       该大使十分敏感地说：“是的，我每次调动工作，都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在国外任职期间的工作，我是认真地做了。我问心无愧。”
       “离开外交部后，你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考虑？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王问。
       该大使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在革命队伍里，多次调动，都是出自工作需要。一道调令下来，就卷起铺盖走人。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也很简单，仍回原单位。当初派我出国时，中组部安子文已和我讲定，等回国后，仍回原单位。”
       关于接待我国代表团一事，该大使说：
       “我代表团出访，通过会见会谈，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增进了驻在国对我的进一步了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看法取得一致。出访效果是成功的，对反对霸权主义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对方的接待，规格是高的、友好的。对我代表团往访，十分重视。”
       王炳南和该大使的畅谈，彼此都挺满意，都没给对方带来任何不快之感。
       而我从旁听到他们的谈话后，却颇有感触。第一个感触是，该大使是位有涵养、有主意的人。在和王炳南谈话中，他没有埋怨、没有忧伤。似乎外交这一行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似乎他希望尽快离开这个难以琢磨的地方，早些回原单位，早些忘掉那些不开心的往事。第二个感触是，王炳南很会讲话，他以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让该大使了解到自己的错误，既没使对方感到尴尬，又把该说的话说透了。
       该大使走后，王炳南对我说：“该大使是位领导干部，有些事点一下就可以了。然而，他的错误对我们外交人员来说，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都该对着这面镜子，检点自己的举止言谈。希望在我们外交队伍里，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该大使是位有德、有才、有著作，曾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重大贡献、并享有一定威望的老干部。当他被撤销大使职务、离开外交部之后，虽然不得器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埋头苦干。奋斗与贡献，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