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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六大主要报纸的报道与记载为资料，生动再现了世纪之交纽约城的丑闻与轰动事件。展现了一幅镀金时代美国纽约的浮世绘：城市日新月异，豪门纸醉金迷；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堕落……作者提醒我们对这个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反思。本文是其中的片断。
       1893年大崩溃发生前夕，在那种明显的人人自危、惶惶不安的气氛下，《纽约先驱论坛报》将这种高速的城市生活比作或赢或输的残酷的赌博。
       不管怎么说，今日的纽约就像一场轮盘赌。我们要么走运押中了红色，要么背点，押中了令人绝望的黑色。看来纽约人的心情只有两种——要么快乐而自信，要么苦闷而消沉。当然这种情况是不自然的，也是短时的，然而具有传染性。纽约人这种不安分的精神就像一只章鱼，其触手紧紧地抓住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金钱是这个怪物触手要攫取的中心，金钱也是我们保护自己不受其困扰的法宝。对金钱的热爱，早已超过对宗教的信仰。
       从当时人们语言中的比喻来看，那个艰难岁月已经对人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某人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束连在头发丝上的神经”，或“被一千根绳子牵拉着，去承受那无边的苦难”。都市人有时想象自己在被锤子打击着，只有锤子落下了，才能结束一天的劳作，或想象自己在遭受“时代发展这把大锤的痛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人们用各种词汇来比喻精神失控和巨大的恐惧，如：好像麻痹了似的颤抖、哆嗦；被砸碎、毁掉、踩烂、压破、挤扁；在咆哮的漩涡、屠杀和嚎叫面前摸索、求助、抽搐、尖叫、哭喊、啜泣。他们“在黑暗中奇异地跳跃”，沉溺于或真或假的梦游中。很多人为了逃避现实，干脆毫无原因地消失掉。1894年2月11日，奥斯伯恩医生在医学研究院的医疗与法律协会发表报告，标题就是“神秘失踪现象研究”。因为在过去9个月里，失踪的美国人数太多了。
       局外人会建议重压下的美国人好好地去度个假期，可是亲眼看到美国人怎样度过美国式假期的人都知道，这根本无法将他们从压力下解脱出来：美国人去度假，也像是在工作。他们要求“一切安排都按自己的要求去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可浪费”。也有局外人偶尔想到建议他们提高生活内在质量，可熟悉情况的人都明白，他们“格外不适应这种令人心灵不安的事情”，也从来不会这么去做。他们认为教美国人逃离城市生活或摆脱内心痛苦都不现实，只有在公共生活中，只有更多地，而不是减少享受城市生活所提供的一切，才能让他们感到轻松一些。《纽约先驱论坛报》提出，增加娱乐演出，提高其娱乐性才会有助于情况的改善。如，请专业演员表演，把“娱乐当作良药”，就能容易地“减轻现代社会的重担”。
       然而，这种娱乐药方，既没有让人放松下来，也没有减慢社会生活节奏，反而加快了社会生活的步伐，让人们又在一个又一个娱乐休闲活动中间忙碌起来。1909年，约翰·凡·戴克是这样描述纽约市娱乐演出结束时的情景的：
       演出结束，剧场所有的出口马上打开，只走正门人们觉得来不及了。他们也许会停下脚步，与熟人说上一两句话，但谁要是在前面台阶上挡了路，他们立刻就不耐烦了。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这么匆忙，到底在忙些什么。大多数人都是回家去睡觉，如果他们能停下来想一想，也就不用这么忙乱了，可是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赶上纽约节奏，否则就可能被人踩在脚下。因此每人走出剧场时，都显得比进入剧场时匆忙。等到他独自走在人行道上时，他也许会停下来想想，他这么急着赶路，是要去什么地方？要去干什么？
       等他们走出剧场来到大街上，剧场服务生又在忙着把这些已急匆匆赶出来的人们塞进车里。当服务生们急着关上车门时，有人的手指就会被夹在车门上。步行回家的人还要在人行道上看看临时小节目。19世纪90年代初期，街上时兴表演这种小节目，大崩溃发生后，这种演出就很少见到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说：“美国人就是想看到别人在干点什么事，不想看见人们呆着。”结果，吃东西比赛都成了街边流行一景。有人说自己能在100分钟内吃下100个鸡蛋，就会吸引一小群人围观。然而，停下来看看街边小节目，可能会让另一个急匆匆赶路的都市人耽搁几秒钟，这就会让《芝加哥论坛报》大为恼火。1893年6月8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称必须将城市生活的压力宣传到每个角落去。没有什么力量能让芝加哥人遵守在人行道上靠右通行的规则，因为按《芝加哥论坛报》的说法，芝加哥有“12万人分不清左右”。因此他们只能不停地行走，“人们没办法停下来，即使街边商店橱窗有什么东西吸引人，你也不许在它前面驻足”。
       如果说就某一种现象提出一大堆的建议对改善社会现状还算有所裨益的话，那么1893年以后美国人的精神状态可真是糟透了。人们的忠告里充满了金钱的铜臭，这更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心态。路德·久利克博士在其作品《高效的生活》中指出，由西奥多·罗斯福提倡的“紧张地生活”，“极大地榨取着人们的生命力”。久利克指出美国人应寻找一种新的出路：效率。同样霍勒斯·弗莱彻在《精神文化，或生活的真谛》一书中，试图帮美国人消除生活中的“愤怒和焦虑”。他说愤怒和焦虑是“人类已知的最不划算的状态，是偷走时间和精力的贼”。《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家认为霍勒斯·弗莱彻大错特错。他认为，愤怒和焦虑才是“发展的原动力，因为人们就是指望发展能给自己带来收益。获取收益可能只是错觉，但人们为获取收益所做的努力能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现状”。
       然而，19世纪90年代，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建议，要求饱受磨难的美国人民不要把目光盯在社会现实和生存环境上，而应该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个人形象。这在修辞上是暗喻疾病，而专家作者们认为事实上这就是疾病。纽约饮食专家海伦·登斯莫尔认为年老和过度肥胖都是真正的疾病，要想治好它们，就不能再吃面粉、麦片、面包和土豆。按他的说法，最好的饮食就是只吃水果和坚果，但19世纪末美国人的消化器官太弱了，消化不了坚果。坚果的最好替代品是肉类，因而他开出的食谱主要就是肉、水果、蛋、奶和奶酪。声望极高、影响很大的法国饮食权威人物莫里斯·维尔纽对此提出质疑，他说，吃肉——尤其是吃猪肉——会引发癌症。1891年，一个名叫吉布斯的博士也像登斯莫尔那样，将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只要你有英雄般的牺牲精神，不乱吃东西，再加上有极大的毅力，就能治好这种病”。一时间，这种论调占了上风。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这些打击并不是他们的主观选择造成的，而是来自一些会危及生命的“过度”：他们会打嗝打死，打哈欠太多会使下巴脱臼，打喷嚏太使劲会把眼球喷出老远。1899年，他们遭遇到来自外在的“过度”，一种“前所未见的、可怕的”、人们叫做“亲吻虫”或“绞杀虫”的小虫子蜂拥而来，落满纽约城，这下可吓坏了纽约市民。最终，在1899年，一种新的疾病使城市节奏停止下来：很多美国人患上了“僵化症”，从头到脚变得僵硬。《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僵化症’是一种时代病。”
       按艾米莉·狄更森的话说，面临这种恐惧，很多美国人都求助于“那些止痛小药片”，还有专治抑郁的兴奋剂药酒。
       人们在提到止痛药剂时，常常会提到奴隶、魔鬼这种字眼：如鸦片鬼、吗啡鬼、酒精奴隶。男人们喝酒时，就把鸡尾酒叫做“那东西”、“开心水”，他们可不想跟那些坏字眼扯到一起。只有可卡因暂时没被牵扯进来，它是1895年新引进到美国大都市的一种兴奋剂。据戴维·考特莱特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卡因在美国是一种常用的治疗剂：
       像吗啡（不是海洛因）一样，可卡因有多种适应症。一种宣传手册上这么说：古柯和可卡因适用于很多病症，几乎包治百病。可卡因可用来医治痉挛症，当作促性药，止痛剂，局部麻醉剂，对干草热和哮喘有特效。也可治疗酒精中毒和鸦片上瘾。它还被当作一种“十全补品”，可应用于那些心情郁闷者及其他类似抑郁症。一种极受欢迎的可卡因制剂叫做维因马里亚尼（纽约市各大报广泛报道过），是一种可可酒，连托马斯·爱迪生和威廉·麦金利这样的名人都在服用，并予以推崇。
       早在1895年，康涅迪格州南曼彻斯特的谢尼丝绸厂的一名工人，去城西边八英里外的哈特福德找乔纳森·科蒂斯医生。这名工人说他有粘膜炎，换句话说，就是持续性鼻伤风。科蒂斯医生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是用乳糖、水合碳酸镁、薄荷脑和可卡因配制的“嗅剂”。这个工人回到南曼彻斯特，来到了T.维尔登公司药店照方开药。由于南曼彻斯特一直以来都是“嗅剂服用人数很多的地区”，他的这种药在当地大受欢迎。这名工人发现这药“效果非凡，包治百病，无论是小感冒还是别的小毛病，都能药到病除”，“服后心旷神怡”。于是他把药方传给了工友们，他们也去照方抓药。这种药在谢尼丝绸厂的绒毛车间最受欢迎，因为那里的绒毛最多，工人在里面工作时呼吸非常困难。结果这个药方在各个车间里流传开来，又扩散到南曼彻斯特。到1896年秋，该药方已被传抄使用了一千多次。
       不久，南曼彻斯特每个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无论老幼，都买这种药剂，每小包10美分，每小瓶25美分。当时的药店，一个是一位“名医”开的，另一个是谢尼厂主开的，来人就卖给药，连药方都不用再看了。他们还把药改成“大包装，卖给那些需经常买药的人”，柜台上随时都摆着一大罐。实际上，虽然药剂师说“看着人们用这种药成瘾都感到震惊，可是却高兴地赚到大钱”。虽然几个当地医师们徒劳地要求此药的处方，买药得凭处方，可是大多数南曼彻斯特药房里这种药还是销量日增。他们怀疑这种药被长期病号给买走了，“怕哪天这种药被医生给禁了”。医生们自己承认，他们也不知道真要是禁了这种药，“会出现什么结果”。
       1896年12月29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名记者来到南曼彻斯特镇，他描述了走进小镇时所看到的一切。
       外地人来到小镇，一登上电车，首先看到的就是售票员或司机掏出一个小瓶，往手心里倒上一点白色粉末，然后深深地吸进鼻子，看起来是心满意足，心旷神怡。大街上人人都在吸食这种药剂。陌生人走在街上，也会随时在街角处拦住碰到的人，问道：“给我吸一口行吗？”这句话谁都明白，小药瓶马上就递过来。
       赫斯特的《纽约日报》向来都是通过《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去发掘有趣的报道题材，这次又赶紧派记者前去南曼彻斯特采访当地药店。
       记者访问了几家药店。第一家是哈顿药店，记者提出要买那种可卡因薄荷脑合剂，说“这种药可治鼻炎”。这家药店的店员说没有医生的处方不卖。记者又来到小镇名医维尔登医生的药店，提出要买这种药。店员连问都没问，就用机械的语调说：“买多少？”边说边从柜台上的一个罐子里顺手就舀出一匙，那罐子的药都要卖尽了。“来半盎司”，记者回答。价格是25美分。记者又走进另一家叫贝尔彻的药店。记者装作漫不经心地说：“给我来10美分的可卡因吸剂。”结果店员还是一句话没说，痛快地卖给了他。在隔壁谢尼药店，记者还是大获全胜。
       《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日报》的记者都仔细观察了大街上的当地居民，他们吃惊地发现，人人双眼充血，面色苍白。有当地人说，这都是夜里睡不着觉而造成的。一位药店店员告诉记者说：“当地人随时都会来买药，他们来了就嚷，‘给我来点那东西，快，快点拿来。’可这还不是最糟的呢。有时夜里我都睡觉了，他们也来，我只好起床，去药店给他们拿药，满足他们的渴望。这些人夜里睡不着觉，又不知该干吗。”还有药剂师承认，“卖这种药挣了大钱”，可他说，“卖完了存货就洗手不干了。”
       南曼彻斯特人在这两年间几乎完全沉迷于吸食可卡因，这期间谢尼丝绸厂的一个工人——据说他患鼻炎，因而随身带着这种可卡因吸剂——来到纽约市找工作。他把这个药方告诉了他的工友，从此纽约城市景色中又添上了滥用止痛药和兴奋剂这么一笔。l897年是滥用药品的高峰年，当时几乎是全民成瘾。正像《纽约先驱论坛报》所描述的那样，很多纽约人，不分男女都成了“这种罂粟提取物的奴隶”，随时随地都看见“瓷制小药瓶在翻飞”。这种可卡因兴奋剂从劳工阶层传播到演艺人员，再传播到富人阶层，这真有趣。只不过它在沿社会阶层由下而上传播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隐秘了。
       对于很多从美国社会内部和外部对其进行观察的人来说，美国的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滥用“药品”的高峰期。而外国观察家们对美国社会的一切都憎恨无比——如那些描写美国社会“浮世绘”的英国作家帕特里克·韦尔、罗杰·波科克、拉迪亚德·吉普林——他们关注的不是美国人民所承受的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多美国人破产，有工作的人工作压力极大，失业的人看不到一点希望，而社会还在催促他们步伐再快一点。他们抓住这些吸毒现象，说美国人全民吸毒成瘾，这种民族性格缺陷更加不可救药。
       如果对美国人的生活状态进行深入的考查，那么，没有人会发出这等无情恶毒的言论。当社会灾难降临时，已陷入困境的美国人还要强求成功。他们在绝境中苦苦挣扎，却看不到一丝光明，他们觉得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他们觉得自己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里，永远遭受精神崩溃的折磨”。另外，他们将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自身。在这即将如此卑劣地逝去的世纪末暮霭中，有些力图摆脱自身困境的人，不仅在别人身上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且对那些更加倒霉而落入他们魔爪的人无情盘剥、横加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