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学者到瑞典隆德大学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他的洋学生们由于对中国国情一知半解，以及中西方在伦理、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巨大的观念差异，经常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抬杠捣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焦裕禄》放完后，我宣布休息。可我的四个学生没有一个动弹。费米忙着在手提电脑上查什么文件，托马斯翻一个黑皮本本，魏安妮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索菲娅在旁边看着，两人还不时地嘀咕着什么。
我刚刚宣布上课，托马斯就站了起来，他扶了扶眼镜，扬起一脸毛绒绒的红胡子，首先发难：“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
我有点发蒙：“你……是不是没看懂？”
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活像孙悟空。他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的一段——
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起，歌手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赵扛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头躺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异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您先用着。”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20块钱。”
老太婆感动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下。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从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他为什么要说是？”
“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随口答道。
“如果我想向你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式地给我鞠了一躬：“Father大人。”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
我忙说：“不不，只有晚辈在长辈面前才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亲近。你我年纪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
托马斯似乎一定要当我儿子：“周恩来到邢台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邢台地震那年是1964年，周恩来66岁，那老人顶多70岁。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本想大鸣大放，这家伙却给鼻子上脸。我赶紧集中心思，转守为攻：“照你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是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老人的遗产吗？不用说，那个受灾的老人根本没财产，就算是有，一个国家总理能为了那几间破房去当人家的儿子吗？不管是邢台的难民，还是兰考的灾民，都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周总理和焦书记的意思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
托马斯有点窘，脸由红而白。
索菲娅说话了：“中国的传媒常常把当官的说成了父母官，官员们也这样认为。请问，父母官到底是什么意思？”
“父母官的意思是，当官的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负责他们的吃饭和穿衣。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
索菲娅指了指她周围的几个人：“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
索菲娅示意魏安妮。魏安妮翻开笔记本，像小学生念书一样说道：“第一，焦带着通讯员下乡，路上碰见了一群干部正在打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农民被绑着。焦裕禄问怎么回事，干部说，那个农民偷了队里的红薯。焦裕禄问农民为什么偷，他说，家里的娃娃没吃的，快饿死了。焦命令干部给农民松绑，干部问焦是什么人。小赵告诉他们：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干部们害怕了，给那农民松了绑。那农民跪下，给焦磕头，说他是‘青天大老爷’。这句话他喊了三遍。”
索菲娅嫌魏安妮念得太慢，一把拿过她的笔记本：“第二，所有的兰考人，除了那个吴县长，都把焦看成是父母官，他们总是排着队，或者聚成一大群，为焦送行，替焦说话。像对待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费米接过索菲娅的话头：“1991年，我在北京，采访过李雪健的朋友，他们给了我李雪健的创作谈。在1991年第三期《电影艺术》第55至56页上，李雪健的原话是：‘焦裕禄是个县委书记，我没有当过书记，但我当过爹，有妻儿老小……我把焦裕禄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是缩小至家，找到一家之长的感觉再扩展，根据片子的需要去贴近作为书记的焦裕禄……面对那么多人没有吃的，逃荒，生病，他是非常紧迫、忧苦、着急的……他那份着急跟任何一个一家之长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天吃不饱时是一样的。’”
念完了，费米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边嚼边发表评论：“我认为，中国就像个大家庭，中央第一把手是最高的家长，下面的省长、市长、县长都是本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就是贵国所说的‘中国特色’。李雪健认为他能把焦裕禄演活了，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当家长的感觉。”
同伴的发言给托马斯提供了弹药，他又跳出来：“家长就是父母，焦是老百姓的父母，那么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问题提得尖锐凶狠而且阴险恶毒，考虑到引蛇出洞，我示意他接着放毒。
“雷锋是中国人民吗？”
“是。”
“焦裕禄呢？”
“也是。”
“雷锋说，党是他的母亲。毛主席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焦裕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因此，他也肯定会把党当做母亲。而他们都属于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看做母亲的。可是焦裕禄却要做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焦裕禄有两个母亲，一个是党，一个是中国人民。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却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变成了那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托马斯扬起红胡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这个问题我以前似乎没想过，就算想过，也还是“难得糊涂”为好。可是，你能劝这位自以为是的家伙“难得糊涂”吗？你能在他面前把自己也变成犬儒学派吗？你能让他就这么得意洋洋地下课吗？不，不行！
爱国主义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托马斯先生，你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辑。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先补上这一课。”
我一边说，一边像外交家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军摘自《中西风马牛》，文化艺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