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同意我所说的，但你无权剥夺我说话的权利。
有两则新闻引人深思。一是在国子监孔庙内，将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历年省级状元的名字刻制成碑。此举引来争议后，有关单位赶紧出来“辟谣”。二是关于“九一八”的争论。“九一八”是国耻日，然而，918又是“就要发”的谐音。这一天，有不少人办喜事，也有一些商人开业以图吉利。
《沈阳今报》随机调查了100人，其中66人认为不应在这一天办喜事，甚至一些人提出政府应对9月18日结婚和开业做出干预；34人则认为可以理解。在北京，有人在这一天拍婚纱照。对此，有人写作“抗议诗”。有学者认为，一个人首先是国民，应有爱国之心，其次才是商人。但也有学者表示：“在不破坏由于集体记忆所带来的集体情感的前提下，个人的正常生活不一定要和国耻日紧密联系。”
“九一八”是国耻日，但在这一天，是不是什么高兴事都不能做？中国古代有“国丧”，诏书上写“举国同悲”，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真正的举国同悲事实上做不到。即使现在可以利用广播电视等，在瞬间将或悲或喜的消息传遍全国，但那些没有打开广播电视，或者根本就没有广播电视的，照样会为一己之喜而喜，为一己之忧而忧。即使信息能及时准确地传到目的地，但是否能发出发自内心的悲或喜，还要看每个人自己。在国耻日我们当然要有一定的纪念活动，但不必要也绝无可能让这一天里的国人都心情沉重。一国之悲喜，说到底是无数个体悲喜的集合与共振，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生动的。“状元碑”的问题也一样，何必苦苦强求别人与你同悲同喜？
记忆的方式多种多样，为什么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非此即彼的历史窠臼？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似乎缺乏那种容忍、大度的品质，一些人总试图定自己的观念、行为为社会惟一之尊，并试图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和事贬损得一无是处。这是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宽容的直接表现。整齐划一不是好境界，文化多样才是社会的本源与和谐。那些动辄打压或消灭异己、异见的观念和做法，更值得警惕和深思。那绝不是在引导我们走向自由和开放之路，而是在引导我们走向自我奴役之路。
朱学勤曾谈到访美时的一件事：他访问亚特兰大时，正值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当地不少人举家外游，有意躲避这个热闹的日子。而教堂则在例行的宗教内容结束后，教士会严肃地宣讲非宗教内容，说奥运会即将在我们这里举行，希望本社区居民比平时更勤快地洒扫庭院，搞好环境卫生。你可以不喜欢运动员的粗鲁、没有文化，但不应对外国来宾没礼貌等。
这就是说，你可以不赞同别人的做法，但起码应尊重别人的自由。他拍他的婚纱照，你写你的抗议诗，彼此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有独立地悲伤、独立地快乐的权利和自由。
（林琳摘自2004年9月25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