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不信任信任……
那一年，陆大姐走后，我越来越不自在。
陆大姐是来跟我借钱的。
20世纪70年代，我跟陆大姐住在同一个胡同杂院里。记得有一回我起晚了，匆匆跑出去上班。那天在工厂当检验员的陆大姐轮休，她发现我那屋门上的挂锁没咬合好，就一直关注着我的屋门，特别是有外客和送煤工来的时候，她就坐在她家门外小马扎上织毛衣，替我看门。那天我下班回来已经天擦黑，她迎着我，指出我的疏漏。我感谢她，又不禁这样说：“咳，我这么个邋遢人，能有什么宝贝值当人家偷！说实在的，我要真在乎，起码得买把‘将军不下马’的锁，哪能拿这么把破锁瞎凑合哩！”说着摸钥匙，几个兜里都没有，后来还是进屋在窗台上找着了，再出门讲给陆大姐听。她跟爱人已经在小厨房里忙着做饭，看我摇晃那钥匙，便笑个不停。那晚，陆大姐还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猪肉茴香馅饺子给我……
后来我时来运转，调到个好单位，分到了新居民区楼房里的单元房。那时候还没有搬家公司，全靠同事亲朋帮忙。那天陆大姐爱人陈大哥也帮着搬家。当他和另外几位男子把大立柜摆放在我那五楼单元的卧室里后，喘着气笑着跟我说：“你小子就在这儿安居乐业吧！”他那时觉得我已经一步登天，住上了有煤气、暖气和抽水马桶的楼房，他们家可是还不知道哪年哪月才有这个福气哩！
我真的有福气，那以后我又搬了两次家，房子一次比一次大，设施也越来越好。但陆大姐他们家却久久地仍住在那个胡同杂院里。我也曾因为办事或饭局需到那附近，完事后顺便回去探访过。记得最后一次去，陆大姐告诉我陈大哥因癌过世了。我们相对唏嘘好一阵，临别时我给她留下最新的地址电话，欢迎她去做客。
那天陆大姐突然来找我。爱人孩子都不在家，就我一个人接待的她。她把我当成很亲近的人，很爽朗地埋怨说：“如今你这门也太严实啦！”是的，现在进大门先得被保安盘问，到了楼下还得先在控制盘上按我家的单元号，我从对讲机里问明来人，按下开门键，楼门才开。来客坐电梯上到我那层，来到我那防盗门外，还得按门铃。我照例还要先从猫眼儿“验明正身”，这才以三道程序打开门把客人迎进来。
陆大姐坐到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跟我借钱。原来我们同住过的那片胡同杂院马上要拆除，她家已经领到了拆迁款，用那笔款子到四环外楼盘买一所三居室的单元房将将够，但那就必须跟儿子儿媳妇孙子同住。她说倒也不是晚辈对她不好，是她觉得最好还是能自己一个独单元，更舒服地安度晚年，不过要是买一个二居或一个独居，钱就不够了。算来算去，她还缺两万块钱，已经从她并不那么富裕的弟弟家借到了一万，现在希望我能再借她一万。她说她觉得自己一定能尽快还给我，因为她已经在家具城当了推销员，刚去了一个月业绩就很不错哩。
我就从里屋给她拿出了一万元现金，跟她说我爱人也一定会同意，她也就爽快地收下了。
我为什么在陆大姐走后不自在？那是因为，她走前我拿张纸写了两行字，形成一张借条，还让她签了名。爱人回来知道这事后问我：“你为什么搞这么个借条呢？那么多年的老街坊了！”我当时的解释是：“如果是雪中送炭的事，我会送给她一万。但当时总觉得她毕竟是想锦上添花。再说，这样有个借条，也体现出对她的尊重嘛！”
但那张借条却仿佛一个赘物吊在我心尖上，让我常常觉得自己实在是做错了什么。也曾想把那张借条撕掉，拿到手里又犹豫起来。后来就夹到一本厚书里，权当是书签。
大约半年后，忽然有天接到陆大姐儿子的电话，悲痛地告诉我他妈妈去世了，也是癌，查出来后一个半月就不行了。还没等我说出哀悼的话，他就主动宣布：“妈妈借您的一万元，我们一定会替她归还给您。”我知道他和他爱人的收入加起来尽管维持温饱有余，但供孩子上那高收费的学校却十分吃力，就真诚地说：“说实在的，对我来说，多这一万元也富不到哪儿去，少这一万元也穷不了，你们二老都仙去了，好好培养下一代是对他们在天之灵最大的安慰，那一万块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教育投资吧！”他却说：“钱是一定要还的，只是您得再等一等。您要把妈妈签下的借条留好啊！”他那最后一句话，仿佛用力拨动了坠在我心尖上的那个赘物，让我一颗心好痛苦。
好几年过去，我渐渐淡忘了那借条的事。
日夜奔流不息的生活，让我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其中有的逐渐热络起来，比如一个帮我攒计算机的小伙子——阿康，成为了我的计算机维护员。我的计算机一旦出了问题，总打电话把他找来。渐渐地，不为维修计算机我也会叫他来，他自己有时也会打电话来说想陪我喝下午茶，我也就渐渐烦他帮我做些别的事，比如整理书柜。有天阿康在帮我整理图书的时候，从一本厚书里抖搂出了那张陆大姐签了名的借条，他看了就提醒我，那样的东西不能乱放，应该收藏在固定的地方。我接过，脸颊有些发热。阿康走后，我把那借条撕了。
忽然有一天，一个声音陌生的人给我来电话，叫我爷爷。我正发愣，他解释自己的身份，原来是陆大姐的孙子。他说他星期日上午来找我。
到时候他果然来了，我满心满意想跟他怀一番旧，想到他爷爷奶奶，我鼻子先酸了，跟他讲到那一回我把锁挂到锁鼻儿上却没按拢锁舌的事。他有礼貌地聆听着，直到我讲完，他才微笑着说，他是替奶奶还那一万元来的。他把钱放到茶几上，更礼貌地问我，是不是方便把奶奶签过名的那张借条给他。我慌了，仿佛销毁了记录着自己罪愆的证据。最后我写了张有自己签名的收条给他，他也不多留，连道几声谢，告辞了。
那天，阿康又来喝下午茶，闲聊一通后，他说自己不想再给别人打工，想开一爿计算机维修部，这几年也攒了点钱，只是还不大够，问我能不能借他一万元？我马上说，可以可以。他说那他就写张借条，我说不必不必。阿康狐疑地望着我。我去把钱拿来，放在他面前。他把钱推开，很不高兴地说：“你以为我会赖账？”我说：“你赚到钱就还给我，赔了，就不还也罢。”他竟是真正生气的模样：“我可是看见过你给别人开的借条的！你能那样尊重别人，怎么就不能对我一视同仁？”面对他那瞪圆的眼珠，我非常吃惊。
阿康没借我的钱，而且，也从此疏远了我。我的心尖上这回有种另样的感觉。
（董瑞摘自《冰糖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