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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着]渺小的莫泊桑等
作者:北方影武者等

《青年文摘(彩版)》 2005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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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文学作品,单单因为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你的一生。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就是这样。
       那位罗瓦赛尔夫人,为了在晚会上出一时的风头,借来女友的项链却又粗心地丢失,以致要花十年的光阴,过着俭省的生活,以劳作来偿还这一笔虚荣导致的债务,最后却得知那丢失的项链只是赝品。
       语文老师讲到这里,总不忘谆谆教诲,让我们明白这就是虚荣的祸害,让我们明白这一切多么不值,这位夫人又是多么的小市民,多么的庸俗和可笑。当时我真的信了。
       直到学起另一篇课文《蝉》,选自法布尔(一个比莫泊桑伟大得多的法国人)的《昆虫记》。那上面说:“三年地下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与歌唱,这就是蝉的生活。”我因此深深地诧异了!因为蝉的生活如此近似于罗瓦赛尔夫人,却没有得到莫泊桑式的揶揄和轻诋,反而使法布尔先生致以宽厚的概括和诚挚的礼赞——他甚至因此容忍和欣赏起蝉的噪音,而称之为歌唱。为什么?
       长大以后我渐渐明白,伟大的是法布尔和蝉和罗瓦赛尔夫人,渺小的是那位自居智者的花花公子莫泊桑。以他的凉薄天性和轻浮思路,是不能理解一个女子,一个用十年苦工去偿付几小时风光的女子,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在“虚荣”二字中找到自己的尊严和力量的女子的!他尤其不能接受这个女子的无怨无悔——所以他一定要强调那项链是件赝品,最多只值五百法郎。
       莫泊桑以为这样就可以使罗瓦赛尔夫人重新变得愚蠢可笑,然而十分抱歉,适得其反,罗瓦赛尔夫人(还要加上她那伟大的丈夫)因而荣登了更加荣耀的高度,就是所谓存在主义的高度——她和他勇于做出选择,也勇于承担后果;更是所谓希腊悲剧的高度——荒诞的命运摆布着她和他,却不能使其自轻自贱。
       刻舟求剑,拔苗助长,掩耳盗铃,买椟还珠,守株待兔,削足适履,这也都是一些“贬义”的成语吧?然而我在其中都体味到了罗瓦赛尔式的尊严和勇气。
       红尘中有多少这样的女子来来去去?她们与时光拔河,与宿命角逐,与客观规律为敌,她们痴痴爱爱兜兜转转,她们美容健身选美求爱,她们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勇者,我向她们致敬,用以上六个成语来礼赞她们。同时警告身边为数众多的莫泊桑们,不要对她们出言轻诋。
       (专稿)
       万恶的简约主义
       洪 晃
       追求复杂,是最简单的事;而追求简单,则是最复杂的事。
       从原则上讲。我是个赶时髦的人。所以当简约主义风行一时的时候,我当然也紧跟了一阵子。在那几年,我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我变成了一只小狗,天天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哦,这个被子不洗影响卧室整体美观;啊,那个花瓶里面的花颜色不协调;哎呀,谁把一张纸放在书桌上显得乱。总而言之,生怕任何一丝生活迹象污染了我的高级简约环境。前几天,我认真翻了一下外国的家具杂志,发现简约主义终于过时了。谢天谢地,设计统治生活的时髦告一段落。
       这简约主义是设计师当道的设计霸权主义,是美学里面的法西斯主义。从前,设计师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生活,简约主义把这个概念翻了个跟头,生活跟着设计走,弄得我这个贪图舒适的人被折磨得每隔三分钟收拾一趟屋子。我总结了一下,简约主义的罪恶有三条:
       第一,人是多余的。所有简约主义的房子里最好别住人,一住人就影响了这里非常干净的线条。卧室里不能留下睡觉的痕迹,被子要铺得比当兵的还有棱角;客厅里不能扔很多花枕头、毛毯之类的东西,不然和搁屁股的沙发不匹配;厨房更不能有任何做饭的迹象,特别是中餐,这么繁琐,要切这么多东西,把吃的东西弄得到处都是,这怎么可以呢,除了那盘颜色搭配的水果,厨房里难道要有吃的东西吗?你的房子如果简约了,那你就是第一个被简约出去的东西,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破坏风格,污染环境,所以最好你不要在你的简约房子里随便乱动。
       第二,态度是冷酷的。有一本书,简约盛行的时候在美国也流行过,叫《美国神经病》,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简约主义疯子,他连所有遥控器都安排了摆放位置,错了一厘米,也能察觉出来。他的房子都是黑、灰、白的颜色,不能有任何暧色,不然他会喘不过气来。他的西装按照颜色从深到浅在衣柜里排放,他的所有女朋友不许过夜,亲热完毕马上换床单。只有这种酷哥才是简约的榜样。
       第三,这是有钱的坏人玩的东西。仔细分析一下好莱坞电影,比如《与敌同床》、《够了》,这里面的坏人都是简约主义的忠实追求者。特别是《与敌同床》里面的那个丈夫,连厨房柜子里的罐头都得稍息立正,有一歪了就抽老婆两大嘴巴子,非常过分。但是玩得起简约的都是有钱人,房子要大,东西要贵,五六十平方米是玩不起来的,除非干脆睡地板。
       简约主义走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衣服可以乱扔,碟碗可以不洗,天天炒菜,夜夜娶亲。这才叫舒服日子。
       (王寒柏摘自2005年1月17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