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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获邀200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提出的惟一要求是“低调”。
       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李安没有走贵宾通道，也没有戴墨镜。衣着简朴的他，甚至因为行李晚到在领取行李的通道前平静地等待了许久。面对眼尖的乘客举起相机时狂闪的闪光灯，李安并没有不满，碰到要签名想说话的影迷，他更是放慢脚步聊上几句。
       开幕式结束当晚，记者偶遇了在地下停车场等车的李安。等待的20分钟，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开幕式领奖时的微笑。尽管地下室空气燥热，他依旧不急不躁，面对记者的突然出现，他也和颜悦色地回答了所有提问。当工作人员试图将记者和他隔离时，着急的记者变得语速飞快，这时他却拍拍记者的肩，“别着急”。
       除了出席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李安此行还为新片《色戒》选角选景。尽管男主角已经确定为梁朝伟，但是女主角至今没有得到他亲口确定。坐在“金爵”电影论坛上，李安说出了自己拍摄《色戒》的“复杂”心情。
       “《色戒》是我最喜欢的张爱玲作品。她花了十年写成，我觉得特别深刻，对我来讲，是最完美的一篇。”用“崇拜”形容自己对张爱玲文字的感情，李安说起初没有想把张爱玲的作品拍成电影，“但是《色戒》的电影感特别强，好像是用电影的手法去写的。还因为它短，想象的空间大，而且有一点意识流。”
       《色戒》已经开始筹备，进入选角选景阶段。正在“磨剧本”的李安，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接受采访时，他甚至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我知道很多人期待很高，可也有许多专家正在磨刀霍霍。如果张爱玲现在来改编的话也会头疼。我希望用更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对小说可能会动得比较大。”
       我确实需要这六年的磨练
       毕业快6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些理想，三四年后，人往40岁走，依旧如此。于是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
       1984年李安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系，正式开始了自己的电影职业生涯。然而最初6年里，这位“才子”一直无片可拍。在最困苦的时候，只能每天在家带孩子做饭。李安曾经想过，“老天爷在和我开玩笑，或许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1984年，李安的毕业作品《分界线》在纽约大学生影展中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两个大奖。正准备打包回台湾发展的李安，被一家知名经纪公司挽留，说他将来在美国极有发展潜力，表示要和他签约。于是李安决定留在美国。“那时候我小孩刚出生，太太还在拿博士学位，所以我说留一留，这样的一留就改变了我的命运吧!”令李安始料未及的“穷居六年”就此开始。
       李安抱着自己的第一个合作剧本，开始了好莱坞之旅，两个星期跑了30多家公司。由于《分界线》的影响力，李安听到的始终是这些公司给他的吹捧之声，于是满心希望，开始修改剧本。当时，在好莱坞，剧本的初稿如果有公司喜欢，就会三番五次地被修改，耗时往往长达一两年。一个成功的剧本拿到投资做成电影，往往要耗费5年时间。而李安常常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已经开始，处于总不死心的状态，结果一筹莫展。靠太太的薪水度日的李安，除了在家准备剧本，其余时间就只能带孩子做饭，就当起了“准全职先生”。
       如果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我早该切腹了。
       这期间，李安的太太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惠嘉就让我自己待着，给我创作的空间，这对我而言是很大的支持。当她跟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就了解了，这样的事情她拿我也没辙。”
       当时李安的岳父岳母去美国帮忙。一下飞机，太太就叮嘱二老千万不要提拍片的事情。李安则每天在家做好饭菜“封住”二老的嘴。不过有一天丈母娘还是忍不住提议：“李安，你这样会烧菜，我来投资你开个馆子好不好？”“一路熬着苦等时机，等时机快来了，已经濒临谷底，快不行了。”李安终于还是没有放弃，“好在我做人比较有弹性，我撑到了后来。”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郁闷，壮志未酬的经历。
       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李安一个一个计划接连泡汤之后，自己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推手》、《喜宴》两个剧本接连在台湾获得优秀剧作奖。1992年，李安亲自执导的《推手》搬上了银幕，影片随后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和评审团特别奖。1993年的《喜宴》则获得金马奖最佳作品、导演、编剧奖以及观众投票最优秀作品奖，并且拿下了“柏林金熊”，还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从此，李安一举跃入世界知名导演行列。
       尽管职业生涯的前6年，李安几乎每天就是在家里带孩子、练习厨艺，但是他却表示，其实是这6年磨练了他。在被聘为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名誉教授的座谈会上，这位从学校毕业20多年的名导，告诉在校学生，学与兴趣有关的东西很重要，可是为了要做你有兴趣的东西，要付出更多的看不到的苦功。“电影这个东西没有底，不是毕业出来就有工作。很多年轻人要我鼓励，我说真正在做的，都是你怎么打击都不会反悔的人，并不需要鼓励。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郁闷，壮志未酬的经历。那谷底的6年，对我来讲最大的成长是学到了一个影片怎样运作，对市场有一些概念，还有我这个人跟市场的关系。用了6年琢磨出一点滋味，等到我拍片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
       和为贵 跟别人争，我很不自在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精神深深印在李安的思想之中。《卧虎藏龙》为华语电影拿下第一个奥斯卡“小金人”，李安凭借的不仅仅是中国式的包装，更是像片中李慕白一样的“无为不争”的生活哲学。
       “我天性竞争性不强，碰到竞赛我会退缩。跟自己争没问题，要跟别人争，我很不自在，我没那个好胜心。”从《推手》第一次参加柏林影展时李安的“自觉煎熬”，到成为各大世界电影节领奖台上的常客，一直“以和为贵”的李安说起评奖，还是带着几分无奈：“我现在也皮了，随波逐流，顺其自然。”
       奥斯卡：这摆明了就是一门大生意。
       虽然李安的大部分影片被定位成“艺术电影”，但是李安自己并没有故作清高，作为获得世界电影奖项最多的中国导演，推广华语电影，才是他去影展“赶场”的初衷。“我去影展，基本上就是为影片造势推销。华语电影走进国际市场，多是靠导演亲自叫卖。”
       李安曾经各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带着《喜宴》、《饮食男女》两部影片“扫”世界。“电影在本质上是市场属性，就是把人气和新闻‘炒’起来。电影艺术是人为地营造，不是自然形成，所以它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造作。”
       在李安眼中，没有竞赛的电影节才能真正让他放松。拥有奥斯卡“小金人”的他，对奥斯卡的看法也相当独特，“这摆明了就是一门大生意”。
       最后支撑我的也可以说是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吧。
       1999年，李安在拍摄《与魔鬼共骑》时，亲自鸣锣开机，在场的老外工作人员也焚香祝愿。而在1995年拍摄《理智与情感》时，西方演员却不听李安的调遣。和英国演员之间的“不和”，导致当时的工作进度相当缓慢，“最后支撑我的也可以说是仅存的一点民族自尊心吧。”
       在《理智与情感》剧组，李安要面对爱玛·汤姆森、休·格兰特等大牌。“那时我英文整个句子都讲不全，一紧张，就只能几个字几个字那么蹦，而且剧本还是爱玛·汤姆森本人写的。”李安回忆，刚开拍时，要他们摆，他们总不以为然。尤其英国演员，舞台剧训练的成分很高，需要这样那样跟你表现。“他要演，你什么都没有拍到，就会有一些过不去。和我辩论，我又讲不过他们。我怕他们。所以开拍了，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后来，电影公司看到了漂亮的样片，西方演员领教了李安的功力，也就渐渐“听话”了。不过“一争三退”的李安对“争”之后的状态还是有些“怵”，“一排制作人员，都在那儿听我怎么导戏，那个压力更大了。”
       
       念父亲 做电影，他只鼓励了一次
       父亲和家庭关系，一直是李安影片中的重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李安在纽约的公园里玩着棒球和飞盘。虽然和他影片中郎雄扮演的父亲无法相提并论，但是李安对父亲责任和家庭关系的探讨，却折射出他源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
       无论是《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还是商业片《绿巨人》，甚至借助《断背山》中的“特殊关系”，父亲的描写源于李安对自己父亲的认识。在和记者说起父亲时，李安有些黯然。“既然你没有别的路子，那你只有戴起钢盔继续往前冲。”父亲一直不希望李安从事艺术工作，一生中他只鼓励过李安一次，就在这惟一一次之后的两星期，他就去世了。
       父亲对我来讲，就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父亲三部曲”里，我将自己的经验与情愫，加上编剧，再透过郎雄，把父亲形象给做出来。
       尽管《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并没有在内地的大银幕放映，但是“父亲三部曲”已经成为影迷心中李安电影的招牌作品。而其中郎雄扮演的三位父亲角色也深入人心，虽身份地位生活境域不同，但重视传统精于文化，是三个人物的共同之处。
       “我是一个居家男人，这些灵感都来自家庭。”蛰居6年的李安在厨房练出了好手艺，谈到“三部曲”，也用三个菜做比。《推手》像广东菜清蒸鲈鱼，自己的味道还不太知道，原汁原味的，清蒸一下，用料最新鲜，用最少的做工，把菜的原味弄出来；《喜宴》好像是四川菜豆瓣鱼，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很容易入口；《饮食男女》像江浙菜红烧鸡，炖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烹调的方式比较讲究一点，回味更浓。
       前后3年，李安影片中透出家庭“新旧冲突”的主题，父亲始终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到了《绿巨人》，父子感情有了一个极端的宣泄。这多少有点李安个人经历的影子。
       家里来客人，问起我在美国读书，然后听说我是学电影的，他们就不说话了。他们老一辈的总觉得电影不是很正经，士农工商里面没有电影这一行。
       李安的父亲正是他高中的校长，“这很不幸，他对我管教很严。我父亲老是希望我教书。”然而两次高考落榜后，李安却进入了艺专学习。
       虽然从学习舞台艺术逐步过渡到电影，父亲一直不太支持李安，可是当李安需要时，父亲还是送给李安一台摄影机。“我问他要，他就给我买。他会买书送我，戏剧大全、莎士比亚大全。老一辈多少有些士大夫的观念，鼓励你就是让你念书。”李安说，过去的父母对子女并不是非常了解。直到有一次，李安真正体会到了“知子莫若父”。
       《绿巨人》之后，李安觉得很累，父亲看见儿子好像有点沮丧的样子，就说，怎么搞的，好像看起来有心事？李安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做了，我想退休。他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教不教书？我说我不教书。他说，那你只有戴起钢盔继续往前冲了，没有别的路子。这是第一次他鼓励我拍电影。不过，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去世了。他身体好好的，所以我感觉好像是命里注定一样。”
       非常道 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
       是商业还是艺术，影评人和观众，想为李安准确定位往往会遇到困难。李安自己说起电影定位，更是颇有些“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定位这个东西很难讲。我常常想拍一部艺术片，但反而在商业上比较成功，这东西其实人算不如天算。而且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
       李安的文艺片《喜宴》曾用75万美元的投入创造了3 000万美元的票房，而豪华投入的科幻大作《绿巨人》却让他遭遇票房和评论的双重打击。“很多人对我的批评，对我的兴趣，很多人也很难给我定位。我自己不去这样定位。”
       如果只为了票房或者片型，我可以退休了。
       李安自称，如果要给自己的电影加一个“人文关怀”或者“自我反思”的光环，那样做出来的东西很做作。“我头两部片子只是想拍出来，想得没有那么多。我关怀人文，其实就是关怀我自己。关心我自己就是关心观众。你不要觉得是自私，把自己的诚恳摆出来，这是很人性的关怀。”在李安眼里，让很多电影人困惑的“找到观众”问题，其实并不复杂。“诚恳，你就会找到知音，找到观众。不一定要用道德的架构正面反面地看，也不用借宣扬道德关怀人文，或者用上很温暖，甚至很做作的方法做电影。”
       温文尔雅，遇事礼让三分的李安，偶尔会显示出强硬。“做人我可以温柔，但做艺术我不能手软。这样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自己。”尽管李安不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对待电影艺术，但是他依然看重题材的探索。“要大胆，要深，要延人所不能延。要探索。你能探测到别人探测不到的题材，掷地有声的题材，这才是你的独到之处，这才能吸引每个人买电影票去看。”
       李安用“暴露狂”形容艺术家探索的勇气。“今天我如果只是为了票房或者片型，我可以退休了。艺术家要有勇气，去一层一层往下挖，而且你要很享受这种行为。做我们这行，要像一种‘暴露狂’——这样被人看，那样被人看，大家评头论足，不管用什么方式掩盖，大家还是看得很清楚。”
       我们应该让西方看到戏剧性的中国，文艺的中国，人性上中国人的故事。这个还是一块处女地，还没有开发。
       《卧虎藏龙》之后，国内电影圈掀起了动作片热潮。其中功利地冲着奥斯卡的大有人在。多多少少，能捧回最佳外语片“小金人”，李安也是拜中国功夫所赐。不过就在动作电影争霸银幕之际，李安担心了。
       “其实我很想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说，不要把奥斯卡当作一个目标。如果有目标那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目标过后，可以安心地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李安开始思考中国电影究竟如何立足国际影坛，“动作片被好莱坞学去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当好莱坞都会拍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你用什么去抗衡？中国人做得好的除了武打片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这是我们要学习检讨的地方。”
       经过李小龙、成龙、郑佩佩、杨紫琼等一代代香港电影人的努力，发源于京剧武行的中国动作片，成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美学。动作片不仅在编排上有独到之处，在运用镜头、剪辑制作方面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香港研发出的一种国粹，震惊世界，独步全球，这非常自豪。但是现在还在卖这个东西，已经慢慢不行了。”李安很清楚，仅凭动作电影，中国电影想再次问鼎奥斯卡非常困难。“我觉得要把其他的片型研发出来，尤其是把戏剧性的东西推荐到全世界，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了解中西方电影差距的李安，面对西方人制定的电影语言规律，显示出些许无奈。“我们的文化，在电影表现上还是薄弱的。我们应该让西方看到戏剧性的中国，文艺的中国，人性上中国人的故事。这个还是一块处女地，还没有开发。我这代可能做不到，需要下一代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