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完全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
那是1946年或者1947年年初，我6岁，正在出发去非洲的旅途中。“尼日风暴”是一艘荷兰至非洲航线上的货船，航线将欧洲和一连串西非的港口小岛连接起来，那些小岛的名字非常神奇，达喀尔、塔科拉迪、科纳克里、洛美、科托努。货船是一个飘荡的世界。在上层的甲板上，乘客有戴着鸭舌帽的殖民官员、部队的军官、穿着轻盈的衣裙的夫人。在甲板的延伸部位，没有遮挡的地方，半路登船的非洲人来来去去，女人，孩子，他们拿着包裹和食物。风很热，夜晚的天空美妙无比。白天没有尽头，黑人光着身子，汗淋淋的，闪闪发光，他们用汽锤敲打着甲板的支撑结构、船舱的构件和舷墙，他们在除锈。每天，从早到晚，都是这种永远停不下来却毫无用处的敲打声（因为铁锈很快又会重新产生），那仿佛是一种节奏，脉搏的声音。声音在沉甸甸的大海深处回荡着，还有太阳明晃晃的光，一动不动的云彩，远处的海岸线，人们想象中的笨重的河港，加纳卡炫目的卡萨芒斯河滩，波浪轻摇，机器轰鸣。
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飘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1946年到1947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在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后来，我在书中所找寻的正是这个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过程，这个缓慢、无法抗拒的过程抓住了我。在狄更斯、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里。在我日后发现的英语语言里，重复音节的词，英语的节奏，英语的歌。
文学中自有神秘存在，尼古拉斯·尼克贝、大卫·科波菲尔的伦敦，匹克威克因为债务而进的监狱。这是我没能完全弄明白的事情，就像一闪而过的海岸，沿着岸边滑过的城市，就像在我沿着奥布杜一侧往森林进发的时候，被大洪水淹没的阿尔古港。
书，如梦。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写的书，因为生命过于短暂，因为有高高在上的太阳，街头孩子的叫声，欲望的颤抖，破碎的反抗的高烧。鲁滨孙，乌托邦，雪豹。一些藏在自己心里的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的书。我会写《地球的故事》、《阿萨尔》、《半月王国》吗？我会写那天瞥见的这对人儿吗？那天，在玫瑰山的雨中，两个那么美的年轻人，他的肩上扛着一个麻袋，里面是一些日常用品，她穿着破破烂烂的纱丽，将新生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头走着，想找一角屋檐，一点儿工作，一颗星星。
一天早上，我醒过来，我梦见自己终于写出了我的书，一直在我心里、我自己却不知道的那本书。我仿佛能够生活在其中的一本书。穿透我的，如此美妙的音乐。有一会儿的时间，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仿佛船终于到岸。
我还要写多少字呢？直到有一天，我又能找到那天，那种明亮而简单的灯光，是在那艘将我领向未知的货船的船舱里面，我用光秃秃的铅笔在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下：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
作者系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文是他1988年应约撰写的自传。
（侯小羊摘自2008年10月16日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