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这段话引自常书鸿先生自传，写的是1945年冬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他所说的“一家”，只是他和13岁的女儿沙娜和三四岁的儿子嘉陵，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了。
我们很难想象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1943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人员纷纷离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队伍全军覆没。他这个已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机构，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跟着他。
但奇迹般地，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的艺术家，却再次挺了下来。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后，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敦煌研究院。
一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回忆，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9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
1942年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到陪都重庆，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常先生自此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1943年2月还是严冬，常先生在四川和兰州招了四五位人员，敞篷车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又改乘骆驼，在敦煌创建了研究所。
初到敦煌，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藏经洞的大批卷子被伯希和等人盗走，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有的并殃及后室；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大都仍存，但冬天的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中，几十年来无人清扫。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窟区，破坏林木。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却总是没有回答。他就先向县政府借钱，以至引起了县长的怀疑，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身份？但县政府还是把钱借给了他们，才修起了这堵围墙。原来要修近三公里，后来缩减为不到两公里，只把拥有保存着壁画和彩塑的南区洞窟前的绿洲包围了起来。
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水是咸的，肉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多公里，牛车拉回，戈壁滩上太阳一晒，也就臭了。常先生刚到时，张大千还在，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却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然而，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了，那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藏于美国某博物馆。先生后来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里居然也发生了，妻子陈芝秀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陈芝秀是留法雕塑家，1934年常先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时，即是参加者之一。她去兰州前，常先生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途照顾。常先生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他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在玉门被人救起，抢救了三天。苏醒之后，他还是选择了事业，回到了敦煌。
二
1945年春，常先生托人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获得意外成功，产生了很大影响，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都参观了展览。教育部却下令撤销研究所，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听到这个消息，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无语，泪流满面。
大家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常先生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回到重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决定将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常先生开始二次创业，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
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五百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要人都前来参观。旧政权覆亡前夕，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有所警觉，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秘藏于上海和杭州，带着子女悄然回到敦煌。1949年9月底，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时期。
常先生完全不懂政治，他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将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他没去台湾，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反对旧政权，也不是他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 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罢了。凡是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报以感激。比如，就在敦煌改换天地前夕， 常先生派人去酒泉，从当时已败退至此的旧政权甘肃省政府全额领到了最后一批经费， 常先生就脱口而出感慨说：“政府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这种言论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铁证。
1962年，甘肃发生饿死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
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率直而天真，不拘小节，重感情，观察力细致精微，联想丰富。冬天，一只失群的喜鹊到先生窗前乞食，先生按时准备了吃食放在窗台上，连续喂养了四五个冬季。后来窗户纸换成了玻璃，这只形单影只的喜鹊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同类，不断朝玻璃冲撞。先生看见了，常为所里的单身职工操心。
有一次大概是老家需要钱，我在所里到处借钱，凑够寄走了。先生派人来叫我，问我所里谁的工资最高，我说当然是他，他生气了：那你为什么不找我！难道你有困难我会不伸手？
三
1964年后，社会态势越来越左，先生一定也感觉到了。运动一来，几天前还口口声声支持他的地委书记突然变卦，声言支持造反派，要砸开研究所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先生被开除出党，定下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的罪名，留所监督使用，只领取生活费。1968年，军宣队一位队员无照开车，坐在车上的先生腰椎受了重伤。以后，先生一直在厨房劳动，腰伤养得好一些了，也在地里给厨房摘菜。
不久，先生忽然被“解放”了，撤销一切罪名和处分。军宣队长向他宣布时，常先生似乎并没有听懂或根本就没听，仍然照着斗争会上的老样子不断向领袖像和大家转着圈请罪。当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忽然呆了，脸上毫无表情，既看不出惊喜，也看不出悲伤。很快我们得知，原来是英国著名记者韩素音来中国，提出想到敦煌等地参观采访，希望能见到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周总理答应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决定把先生请出来。
常先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首次开会，他就严肃地指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是农场，而是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要立即扭转天天只讲种菜种粮的方向，重新回到正路上来。
常先生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便应省里要求住到兰州，以方便接待外国学者。先生这次学了乖，提出凡与外国人见面，一定要有关人员在场并作详细记录。1978年以后，先生被安排长住北京，直到1994年辞世，再也没回到过他梦牵魂绕的敦煌。
（王斐摘自《传记文学》
2008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